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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历史研究》中三种文明模式的内容和特点

作者:2017-06-14 15:12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历史研究》是一部历史哲学名著,作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是“历史综合研究领域里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书“从分析外显于历史活动之表面和精神观念,转入考察深含于文明社会结构之底层的宗教信仰,力求深入反思文明形态生成演变的文化动因”,强调了人类文明的三大模式,即: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笔者根据《历史研究》中对这三种模式的阐述,分析它们各自的内容和特点。
  一、希腊模式
  汤因比在一开始就说:“我的希腊模式在构成上不只包括希腊文明的内部史,还包括该文明与同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与基督教的关系,最后还包括它通过基督教与后来的东正教、再后来的西方文明的关系。”这就点明了希腊模式主要由希腊文明自身的发展和它与宗教的关系这两大部分构成。
  对于希腊文明自身的发展,汤因比认为:“我的希腊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成分是由分裂到统一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连串破坏性更大的战争的产物,这些战争在政治统一实现之前已经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汤因比认为,希腊模式让人们了解从区域性小邦到大一统帝国的情形。各自为政的城邦体制为人们创造力的焕发提供了条件,但国际冲突的加剧、攻伐不已的战争使之大伤元气。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虽然带来了和平和秩序,却扼杀了丰富多彩的创造性,从而为文明的衰亡埋下了祸根。由列国纷争到武力统一使社会受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进而导致了文明的衰亡。古代希腊在世界古代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从古希腊人民创造的由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结合成的爱琴文明,到希腊神话、文学、哲学、体育、建筑与雕刻、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无不令世人瞩目。尽管没有统一的国家体制,但希腊人却发挥了自由的创造力,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文明。在希腊文明趋于统一的同时,希腊的政治呈现分裂的局面。希腊人的创造力在混乱中被一点点地销蚀掉了,许多珍贵的知识在战火中被催毁,如阿基米德等伟大的科学家也在战争中丧身。公元前146 年,整个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希腊文明却没有被征服。虽然罗马人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帝国,但它的文明却是希腊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而频繁的武力冲突最终导致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彻底衰亡。
  在汤因比所宣扬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宗教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在他那里,所谓文化,实际上归结为某一文明社会的精神活动,即是以某种宗教信仰为依据的、并制约与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精神活动。在汤因比所描述的人类文明的三大模式中,宗教因素以具体的基督教、大乘佛教、犹太教的面貌不断出现,贯穿三大模式之中。汤因比认为:“第三个要素是在同一阶段中的希腊文明的宗教结构……基督教……西方文明和拜占庭文明是希腊化文明,但它们又与希腊文明本身有所不同,因为它们也是基督教化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基督教化了。”把基督教推上了极高的地位。罗马帝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内部无产者创立一种高级宗教———基督教提供了条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需要找到一种宗教麻醉人民。从公元1 世纪到4 世纪,upplement 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逐渐地同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融合起来,至395 年取得合法地位并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宣布为国教,成为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
  二、中国模式
  汤因比把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具有漫长的跨度,它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中国模式向人们揭示了大一统国家在治乱交替的过程中日益巩固的情形。概括地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战乱时期,然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大一统国家建立。人们由于痛恨战乱,宁可舍弃一些创造机会,这样就使社会由分而合、由乱而治。中国历史发展形态的特征就是一分一合、一乱一治。这种治乱交替的历史形态与埃及、拜占庭、印度等地区的历史有相同之处,因此中国模式要比希腊模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的确,从公元前221 年秦王朝统一中国至1912 年清王朝的全面崩溃,再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经历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轮回”。“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种治乱交替、统一与分裂交换的特点,概括出了自秦朝以来的中国模式的历史特征。而令中国人民感到十分骄傲的是,无论中国的内乱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包括统一国家已分裂得支离破碎的三国时代、东晋与十六国并立、五代十国时期,最终必然会有人挺身而出,重建大一统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并没有被分裂的小国或统一的帝国所扼杀,一直处于持续发展中。甚至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国家宰割的局面也没能阻止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也没能扼杀中华文明,中国最终以统一的姿态屹立于东方。中国模式不因统一而导致文明衰亡的特性,是希腊模式所远远比不上的。
  中国一直呈现大一统的局面,原因有很多。汤因比认为宗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大乘佛教即使在其权势鼎盛的时期,也未能将缔造中国哲学的道教或儒教成功地排挤出局……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士绅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是小乘佛教,后来逐渐被大乘佛教所取代。在中国,佛教一直在下层人民内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使人们忍受痛苦和剥削。道教影响着统治阶层,满足他们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儒教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处于精神领导的地位。佛教、道教、儒教就像是三根支柱,支撑住中国大一统的体制。
  但是,汤因比仍然认为中国模式也不能适应世界所有文明史的发展,因而创立了希腊———中国模式。他认为:“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期阶级。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的晚后期阶段同希腊模式的早期阶段结合在一起,组建成一个改良的模式。这种希腊—中国的结合模式很明显是种标准模式,可用来解释人类史的各个阶段。”这种模式的确可以适用于世界大多数文明史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汤因比沿袭了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正在衰亡的思想,把希望寄托在东方。他指出:“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言。”他对中国文明的地位及在未来世纪中的作用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实际上,中国从公元前221 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汤因比给予了中国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中应有的地位,补充完善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形态,表现出更为成熟的思想。
  三、犹太模式
  汤因比认为,犹太模式展示了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无限眷恋和执着追求。概括来讲,历史上有些民族尽管国亡家破,但他们在浪迹天涯、寄人篱下的逆境中仍能保持民族认同,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其中以犹太民族的历史最为典型。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人们在千难万劫中绝处逢生,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特性。
  如果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面临分裂,变成一个长期失国、缺少统一的地域共同体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将逐渐丧失其民族特性。但是,犹太人的历史意外地突破了这个法则,在历尽磨难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有在各种散居的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而大多数社会在那种环境中都会失去自己固有的特性……维持手段就是自愿遵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规律法”。在这里,汤因比再一次将宗教因素作为文明的强有力的支柱,认为犹太人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来自于他们所崇拜的犹太教。这种看法是考察了犹太人的历史后得出来的,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说服力。
  希伯来人在公元前12 世纪时进入巴勒斯坦,信奉耶和华为主神,是犹太教形成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在摩西率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抵达西奈时,即公元前12 至公元前9 世纪时,犹太教作为信奉耶和华的一神教的确立及十条戒律等基本教义的形成,是犹太教形成的第二阶段。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建立起以色列—犹太王国。公元前722 年,以色列亡国;公元前586 年,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沦为“巴比伦之囚”,犹太国家不复存在。这时,在犹太教中又增加了关于救世主的信仰。公元前538年,犹太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建立起隶属于波斯的神政合一的政府,“以色列—犹太人艰辛、悲惨的经历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在强邻四逼的土地上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和特性,只有加强共同的宗教信仰。于是,犹太教的宗教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犹太教的各种教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教规教仪最终确定下来,及犹太教最后定型于公元前8—公元前3 世纪之间。
  犹太人得以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第二个要素是流散社会要有不愿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动机。这个社会之所以珍视自己固有的特性,是因为它相信这种特性蕴涵着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启示”。犹太人欣赏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性,形成了他们不愿意和其他民族相融合的动机。这一点可以用犹太教的经典来举例说明。犹太教的经典是《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包括“律法”“先知书”以及“圣志”,内容极为广泛。它是犹太祭司贵族根据犹太教义的要求和古代希伯来人留下的文学、历史作品逐渐编纂而成的,不但在宗教方面有巨大意义,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上古时代的卓越的历史文献。
  在犹太模式中,汤因比还看到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倘若它没有充分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幸存下来”。犹太人的流动性与善于交际的才能,造成了他们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因此,擅长经营商业、赠取利润成了后世对犹太人形象的一种描绘。正如马克思所说,犹太人早已由于掌握了“钱”而统治了世界。但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充分的上层建筑来保护自身和经济基础,财富反而成了犹太人的祸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百万犹太人丧失生命,促成当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
  四、结语
  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名词:“二律背反”。他认为理性企图对本身有所认识时,必然陷入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当我们试图认识人类的历史时,也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中。汤因比力图摆脱时间、空间和阶级局限与始终无法完全摆脱之间的矛盾,《历史研究》中“代表着重申历史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文明形态泛宗教论”之间的矛盾;过分依赖希腊文明模式和力图使三种文明模式并举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汤因比对这三种文明模式的分析和评价是深入和中肯的,“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不同地区和民族发展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世界文明史,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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