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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循吏的施政特点

作者:2017-06-06 15:21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以清《平利县志》为考察对象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循吏”,即今人所理解的勤政为民、恪尽职守的好官,故古代史籍中又称循吏为“良吏”。“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唐司马贞所著《史记索隐》云:“奉职循理,为政之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认为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认为“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的地方官员可称为“循吏”。据《汉书·循吏传》师谷注:“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的固定体例。可以看出,班固对“循吏”的理解明显不同于司马迁。依余英时先生考辨推断,司马迁心中的“循吏”应是指“汉初文、景之世黄老无为式的治民之官”, 而班固所理解的“循吏”则为“昭、宣以下那种‘先富后教’型的循吏”,即“代表了儒家的德治”的“教化型的循吏”。在当下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把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的观点汇总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对中国古代正史中有传的“循吏”作这样的概念界定:循吏,特指中国古代清正廉洁、重农宣教、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
  尊崇循吏,是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司马迁以后,史家对“循吏”或“良吏”的正面评价是一以贯之的,在正史中为之树碑立传也成了一种传统。因为循吏在封建体制内承担有特殊的政教功能,故培养循吏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吏队伍建设的基本导向。《宋史·循吏列传》:“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录,躬自召见,问以政事,然后遣行,简择之道精矣;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各以时上其殿最,又命朝臣专督治之,考课之方密矣。”《明史·循吏列传》:“洪武五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清史稿·循吏列传》:“清初以武功定天下,日不暇给。世祖亲政,始课吏治,诏严举劾,树之风声。圣祖平定三籓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龙、彭鹏、陈瑸、郭琇、赵申乔、陈鹏年等,皆由县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于斯为盛。”
  受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塑造,中国古代的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历代正史中记载的循吏作业和事迹基本上与原始儒家的教义相一致,循吏的教化努力确是出于实践儒家的政治道德理想,即建立礼治或德治的社会秩序”。作为传统儒家思想教养下形成的“政治产品”和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在施政之道方面为其他官员树立了典范,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传播儒家礼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国家政令最后都得由郡县长官来落实执行。郡县治理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更与辖区百姓的福祉密切相关。司马迁曾云:“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古人亦云:“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后世将这些论断提炼概括为:“郡县治,天下安。”在历代正史中有传的循吏,必有其治政特点。本文结合清《平利县志》中所载职官事迹,将中国古代循吏的施政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劝农事、新农技,以足衣食
  农业是古代社会基础性的生产部门,是赋税的主要来源。因此,重农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原则,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劝农事(劝耕劝桑)是历代循吏的治政传统。平利山高土瘠,地褊民贫,农业设施简陋,耕种技术落后,加之地处三省交界,为关防要塞,屡经兵燹,故自有建置,即属荒僻之区。乾隆初,时任平利知县的古沣在《平利县钞本志序》中对平利之荒蛮穷苦有具体描述:“平邑在千岩万壑之中,幅员广袤六百余里,有万重之山,无一里之坪……虎豹时往来,食民畜犬豕无禁。衙署茅茨湫隘,仅蔽风雨。城中居民二十余家,向晦则闭户自守,不敢夜行街间。而山野之竹篱荆扉,惴惴居息又可知矣。合县人烟仅四百余户,散住于六百里竹箐荒茅之中,落落如晨星之丽天,多于硗确崺峛之坂火耕水耨,以给俯仰而供国税。贫者并无握粟,富者亦无兼年之食。”面对此种县情,古沣不无悲慨和无奈:“是以守斯土者,欲为保障,为茧丝如汉召信臣之于南阳,劝民农桑,去本归末,郡以殷富。亦徒怀其愿,又况节礼和乐,如文翁之化蜀,劝学兴行更有志未逮。”黄宽任平利知县后,高度重视邑内农业生产。他认为,要发展农业,使民富之,头等要务即是“戒惰农”。在其亲自纂修的《平利县志》按语中,黄宽指出:
  乃有等惰农,夏秋二料于布种栽秧之后,即听之天时,不知多加人力以尽地利,故结胸中者,乃广种薄收之说。孰知此等意见,只成就得一个“懒”字!每见同此一丘田地,经外来人写种,则情愿多加租谷几石,写种者兼且数年起家。观此,则收获多少之分乎,勤惰尽可晓然。倘吾本地民不知尽力耕耘,多方勤苦,恐外来者写种愈多,则土著者种田愈少。在土著徒妒客民之肯加租谷,而不仿客民之用力田功,此诚不揣其本之见矣!
  由于平利堰渠多或崩或阻,未加修浚,境内田地中除一小部分远引涧泉外,大多无水可引,田高水下,名曰“雷公田”。每遇旱季,乡民束手坐视。乾隆十八年(1753),黄宽仿南方之式,捐造戽水轮车八辆,分发四乡。乡民颇以为便,并陆续仿造。从而使有效灌溉面积大增,民人靠天吃饭的局面得到改观。道光六年(1826)任平利知县的司徒修,“下车即劝民兴水利、广积储。梓《蚕桑须知》《树桑百益》等书散之民”。
  在黄宽、司徒修等看来,对县宰一级官员而言,劝民勤力耕耘以自给衣食,助民提升农技以增加产出,就是造福父老、报答君恩。
  2 恤民疾、惜民力,以安民生
  封建时代,农业生产是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占国家人口绝对主体的农民,则是税赋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不堪赋税徭役负担之重,往往成了农民逃离故土、弃良从匪甚至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客观地讲,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清朝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入关初,朝廷明令废除崇祯年间的辽饷、练饷等额外加派,同时实行纳税通知单制度,以防止官员私自摊派。康熙皇帝曾几番普免钱粮,又于五十一年(1712)下诏:“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其自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朝开始实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及核定养廉银制度,其目的也在于增盈国库和进一步减轻民负。即使最高统治者作出了为民减负的努力,但因官僚机构庞大、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地方官吏贪婪无德等原因,有清一代部分地区农民的负担仍然不轻。如遇旱涝战祸或强制性增徭加赋,农民生存境遇则更是困苦。如雍正二年(1724)谕:“直隶地方,每值巡幸、谒陵诸差,凡在人民,无不乐效输将,惟州县行之不公,以致力役之征,竟成虐民之政。有按门户者,不论贫富,按户出夫;有按牌甲者,有按村庄者,有按牛驴者,均不顾贫富,种种弊端,不可枚举。所尤甚者,则莫若绅民两歧,绅三民七,或令民全办,致贫者负重倍于富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三户政八赋役五)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御史蒋云宽奏:“直隶差使费用,名目不一,有难以报销而必须使用者;如遇皇差,一切桥道工程,车马应支等等,虽有经费,不敷支销;则责令民间供应。”(《清实录·道光朝实录一》)
  乾隆《平利县志》载,乾隆十九年(1754),平利在编保甲合营兵及侨居寄籍之家,共两千三百一十八户,男妇大小八千五百九口。而乾隆年间额征地银一千二百六十二两七钱三分,均徭银一千四百六十二两九钱八分,本色禄米一百二十一石八斗。乾隆十九年仅平利县府批解、祀典、俸工、廪饩项下的支出就需银近一千八百两。邑中农民要完成国家额定的赋税并供养县府各级吏员,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在古代,岁会实征是县官的重要职责,征课赋税是知县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清代规定,州县催征钱粮专责印官,不得滥委佐杂代替。为如期如数完成征缴任务,还要求知县必须亲临现场监督。平利土地荒残,自然灾害多发,县域经济薄弱,属典型的民困官穷之县。在此任县宰,既要征纳钱粟以实国库、以养官吏,又要救饥扶困以安民生、以彰仁德。黄宽深知,公私耗费,皆出于民。所以,恤民疾、惜民力,既是安辑之策,也是治理之本。在平利知县任上,黄宽的核心工作分三大版块:一是因地制宜,广辟富民之径,增益土地所出;二是伏请朝廷怜恤民艰,设法蠲免部分税赋;三是在遭天灾或兵火之后,及时勘灾、报灾,并做好赈济、抚恤工作。古代惯例,备荒措施以修建常平仓为主,辅以社仓、义仓。乾隆《平利县志》云:“乾隆十五年,知县孔云遵奉抚宪陈,分社便民又于狮子坝、秋河两乡添建舍仓,分贮社谷。自此,虽在僻壤,小民不烦跋涉之苦,皆得仰给于仓储矣。” 乾隆《平利县志》载,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初五日寅时,丰口坝民张宁妻吕氏一产三男,现皆存活。知县黄宽随经具详,各宪专详。督、抚二宪批准会题于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户部四月二十九日转咨陕西巡抚部院:照例赏给米五石,布十匹。照依时价折银九两二钱五分,于六月二十九日藩库给领。”光绪《续修平利县志》载,道光十三年(1833)大饥,时任平利知县胡廷瑞“设法赈济,全活甚众。恩威并济,听断如神。父老犹能谈其轶事”。咸丰六年(1856)值岁欠,知县方其正“劝民均借,多所全济。”
  3 兴文教、修学舍,以助文化
  《论语·阳货》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礼记·学记》亦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儒家认为兴文教、创书院、礼儒士、诵诗书、崇正学、尚礼教,是美文化、易土俗、正民心、厚人伦、育人才、兴举业的常规路径。因此,兴文教、育贤才、施化理,为学校教育和科举事业的开展提供财政支持和行政保障,不仅是各级循史的岗位职责,也是正史中诸循吏的主要政绩之一。在履行兴文教之职责的过程中,古代循吏既扮演了传播封建正统文化的管理者即“官”的角色,也扮演了传导儒家文化中的“师”的角色。根据正史所载,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循吏在兴文教的工作中有四个共同特点:一是坚持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导向;二是重视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重视对学官及生员的督导考核;四是在政务之余能躬诣学校、亲自讲学。平利地处“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秦巴山区,可谓穷根深、蛮气重、文教薄、科举弱。黄宽宰斯土时,平利的科举现状是:“选贡一途,自有定期,至登贤书者,明代共得四人。国朝尚未有闻焉!”面对这种现状,明清时代的平利知县在兴文教的工作中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成绩卓著。据乾隆《平利县志》载,明成化初,平利知县安章上任伊始,“毅然以兴废举敝为己任,曰:‘为政首务莫先于兴学校、事神祇。’于是,命匠须材,改修庙学,以为育贤之所”。成化十四年(1478),平利知县刘伦莅政初,“即增修庙学,作新斯民,不踰年而政通人和”。时任平利县教谕的刘博在《重修平利县治记》中指出:“守令乃民之师帅,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得其人民受其福,非其人民受其殃。今诸公先后相继修理县治,以为治政之所,真可谓克勤乃事矣!”最后,他赞道:“继自今宰斯邑者,尚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渐仁摩义,惇典敷教,务俾黎民敏德,百姓昭明大同醇古之风,庶不负明天子建官福民意矣!”隆庆五年(1571),邑尹罗琪为振文事,再次扩修平利庙学,“割邑牧爱堂之右隙地,以益学地;而复市士民圃址,以广规度。甃培洪基,巍耸轩豁”。在此基础上,万历六年(1578),署理平利知县的高瑬“增地修敬一亭三楹……新博文、约礼二斋四楹及训导署八楹,陶砖瓦甓,露台堂阶,饰丹漆绘画。又清羡余费百余金,始仪矩称完迄工。神既妥灵,士亦乐居”。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平利知县不断翻新并扩修庙学,实为教育优先理念的突出体现。
  由于存在文化经济基础方面的差异,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在制度层面、在维护地域公平方面不断进行探索。明以后的进士科考试正式确立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明代首次实行分区取士,先是“南北分卷”,后又留出“中”卷;清代在明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分省定额录取的“分省取中”办法,即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事实上,进士科考试以下的乡试、院试、府试、县试,也需要关注地域公平的问题。平利属山野穷土,文教原本落后,维护士子的正当权益,保障科考的地域公平,对培植文运、提振学风尤为重要。黄宽到任初,发现“寄籍之弊,邑中士子最为受累。有别府州县富童寄籍进考,遂致入泮者多属寄籍,因而廪、贡选教皆成捷径,土著童生因见累试不售,则士气愈觉颓阻,至辍业别图”,鉴于此,黄宽发出了“本邑读书种子几何不至断绝”的悲叹。黄宽在任期间,“痛除此习,学校已觉肃清,士风可望日振”。
  平利知县在训诲士子、整饬官学、创建书院、捐俸助学方面也留有嘉声。康熙初,知县古沣“廉静爱民,于士类尤多所淘育,邑中科名少士子俱亲加训课,谆谆不倦”。黄宽任上“创书院,捐置膏火;试生童,时加训课”。乾隆三十七年(1772),知县秦重仁“洁己爱民,振兴文教,尝捐资增建锦屏书院。”道光年间的知县司徒修“训诸生以敦品为先,制艺、试帖亦为讲解。刊有《礼记》《左传》《公》《谷》《尔雅》《性理》诸书,名曰《易读》,以便初学也。其他若《纲鉴择语》《举业度鍼》《简摹集》,皆有功于士林”。同治五年(1866)任知县的卫锡恩“勤政爱民,劝捐创立卷局,一切考费出其中,嘉惠士林。邑人颂之”。经过历任知县的努力,平利的文教科举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光绪《重修平利县志》云:“自黄公宽修志时,登科者尚无人。然郁而必发,今且科甲林立矣。司徒公以经术倡之于前,史梦轩、张古民以敦品励学继之于后。百余年来,家弦户诵。经籍之气发为文章,人材蔚起,固其宜也。若夫青云之士类,皆有所表见于时。其通于经济、达于政事者,殆不可以指屈。余路门之笃实,邢楷夫之忠烈,武鹿苹之廉明,其尤矫矫者也。”
  4 褒忠义、奖孝贞,以昭公义
  旌表忠孝贞烈、义夫贤人、孝子节妇,表彰功勋、科第、德政,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维系封建纲常伦纪的重要方式,也是历代循吏倡导儒教、化育庶民的重要手段。旌表制度始于先秦,在秦汉时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至明清时达到顶峰。清制,于京师及各直省府、州、县、卫,分别建立忠义孝悌祠一座,祠内立石碑;另设节孝祠一座,祠外建有大坊,凡是本地应给予旌表者,均题名于其上,身后设位祠中。往往由地方申报朝廷,获准后赐以匾额,或由官府、或由自家建立牌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清史稿·孝义传》:
  “清兴关外,俗纯朴,爱亲敬长,内憨而外严。既定鼎,礼教益备,定旌格,循明旧。”“旌格”规定,凡是能模范地遵守并践行儒教礼教所规定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者,都在受旌表之列。实施旌表的目的在于导民向善,为社会树立道德楷模。古代有关旌表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士民能否“入册”,依据的是平等的道德标准而非人的身份地位,这有助于在社会内部形成道德平等的氛围,使普通人增强了守德的自觉性和荣誉感,这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黄宽认为:“山陬小邑,节烈最难。正俗维风,阐扬尤切。”虽然因平利地小而偏,加之叠经兵火,以致典册无闻、考稽莫据,相关人事多淹没不彰,但在纂修《平利县志》的过程中,黄宽还是通过检觅文献、实地调查、寻访耆老等方式,对乾隆以前平利境中忠孝节烈类人物事迹作了力所能及的搜辑整理,以期实现懦立顽廉、教孝劝忠的目的。黄宽指出:“敦伦砥行,名教所先。至以孝义著者,必有一叚不可磨灭之至性,沁人心脾,自流连爱慕而不能已!夫邑有其人而旌劝之,宰责也;邑无其人,而启迪之,尤宰责也!”光绪《平利县志·人物志》“乡贤”类中收录三人。其中武廷辉“十岁六经成诵。既长,究心经史,砥节砺行。其孝出天性,事继母樊氏无间言……尤喜奖励后进,游其门者,掇高科、列黉宫不下百余人。咸丰六年,楚匪作乱,公倡办团练,以功赏五品衔。会岁饥,请邑宰劝捐代赈,以谷万余石,分路散发,不假胥役之手,邑民活者万计。同治元年,川匪、髪逆先后攻城,公协同绅民竭力守御,桑梓赖之。” “忠义”类中收录二十五人,其中多为建功沙场者、杀身成仁者、骂贼殉节者。“孝友”类中收录十五人,其中多为亲存,奉侍竭其力者;亲殁,善居丧或庐于墓者;亲病,刲股刳肝者;遘家庭之变,能不失其正者;遇寇难、值水火,能全其亲者;友于兄弟者等。“节孝”类中收录女性一百八十七人,其中有截发死誓、矢志苦守者;有含辛茹苦、抚子成立者;有画荻训子,擅熊丸之教者;有敬长护幼、持家谨严者。“贞烈”类收录女性一百六十八人,其中多为誓不受辱、以死全贞者。
  按今人的理解,志中受旌表人物的思想观念中或多或少有迂忠、迂孝的成分,但在封建时代的文化语境中,他们在传播儒家道德精神、培植全民向善的社会风化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5 结语
  《新唐书·循吏列传》云:“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吏治之良酷,关乎民生休戚、民心向背;吏治之成败则关乎典制修废、王朝兴亡。古代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治国必先治吏”“治民必先治官”“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列于正史中的循吏,由于其文化基因中的主导成分为儒家思想,故大都能恪守以行仁践德为核心特质的儒家政治伦理。透过史官的笔墨,正史中历代循吏留给后世的整体印象是他们立治平之志,怀为民之心,具仁爱之德,恤民生之艰,施简静之政,行清廉之道,谙宽猛之术,举教化之职,振重学之风,弘敦朴之气,重修志之事,最终得“所治能富”“所居而化”“所去见思”。孔子追求的“富之”“教之”“无讼”的政治理想,在循吏们治下得到了局部实现。可以说,循吏作为典型的忠臣仁官,他们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基石,也是王道政治的脊梁,对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封建王权的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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