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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作者:2016-12-21 18:08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研究日本古代史、中国古代史、蒙古史、朝鲜史和中国东北史等领域。白鸟库吉首倡尧舜禹抹杀论,引起日本汉学界的广泛重视,并引发激烈讨论。顾颉刚是中国近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地理学等领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张将尧舜禹的事迹当作传说而非史实看待,这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讨论古史的高潮。

  在顾颉刚的古史辨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对尧舜禹的传说尤为重视; 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就是针对尧舜禹传说的重新定位。可以说,对尧舜禹传说的研究与辨析构成二者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关键性内容。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对比二者的研究路径和结论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探求二者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理念、深度的不同,阐明二者在中国古代传说研究中体现出的个性特征; 还可以映照出二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史价值判定上的异同,窥探导致二者对待中国古代传说的不同态度的原因; 更有助于深入解答二者是否在学术上存在传承关系的疑问,从而丰富当前中日史学界对白鸟库吉和顾颉刚的研究。由于在二者研究中,对《禹贡》的价值判定上的异同具有鲜明的对照性,因此,本文也重点对比二者在《禹贡》价值判定上的观点。

  一、区分传说与史实

  关于中国古史记载的尧舜禹的事迹是传说还是史实这个基本问题,白鸟库吉与顾颉刚的主张完全一致,即二者都将尧舜禹的事迹定位为传说,并且将其作为展开论述抹杀论层累说的重要前提。白鸟库吉在《中国古传说研究》的开头处就说: “所谓远古之传说,其故事所示之内容,皆非包含正确之历史意义,此原本不足论也。顾颉刚在首次提出层累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也说: “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顾颉刚在这里虽未明说禹是天神,但是现代人对于盘古的观念无疑就是看待天神与神话传说的观念。在《尚书禹贡注释》中,顾颉刚明确指出了禹的故事的神话性质: “禹的治水,本是古代一个极盛行的传说,在这传说里,极富于神话的成分。可见,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将尧舜禹的事迹定位为传说,否认尧舜禹的真实存在性。

  在抹杀论古史辨中,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高度重视尧舜禹传说的研究价值,并将其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这种将传说与史实截然区分的研究理念构成二者研究尧舜禹传说的中核。白鸟库吉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的开头,就指出了研究中国古代传说的意义: “当此时,驱思鸿荒之古,捕捉陈年旧事,爬罗剔抉,检覆真伪,或难免于迂远之诽。然则物必汲其流,不溯其源,则难求其末,不究其往,则难测其来。欲论现代而居于现代者,实不应等闲忘却悠久之遗迹也。余辈研究中国古代之传说,今欲展其一端,以求识者指正,其必非无用之业。在表明试图研究中国古代传说的视角之后,白鸟库吉针对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古代传说的研究状况做了如下总结: “西欧晚近之学风尚未浸染东亚之前,其所谓古传说并未被置于正确历史事实范围之外,盖将两者混同,对于前者,必将以后者一一对应之,( 中略) 世运一转,欧美文物频频涌入,诸般学术面目一新,史学研究之方针亦渐次革新,终至正确之历史事实成为基准,细致研习。至于传说,虽承认其作为传说之存在,却因其谬误过多,几乎被抛弃于史学范围之外,以至史家之考察甚为寥寥。虽于江户时代,对我国古典之古韵研究集为大成,然维新以来直至今日,并未见发表新颖卓绝之学说,其原因亦在于此。这段文字与其说是白鸟库吉否定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不如说是他试图为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正名。对于欧美史学研究方针传入之前,东亚学界将传说视为历史事实的传统,白鸟库吉显然持否定态度,他主张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而对于西方史学传入之后,传说又因为谬误太多而被置于史学研究的视域之外的现象,白鸟库吉也持批判态度,他主张重视传说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与白鸟库吉重视传说、主张将传说与史实严格区分的主张大致相同,顾颉刚也提出在中国古代史中存在两个系统: “传说的古史系统科学的古史系统。他认为: “在传说的古史系统中,我们的古代史可以拉得很长; 但中国的第一位大史学家司马迁就认为有一部分的传说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而屏弃不要。但在我们看来,他的《五帝本纪》里也还有好些不雅驯的地方呢。这笔糊涂账现在还没法清算,只有待新史料的发现了。在顾颉刚看来,传说的古史就是包含三皇五帝、尧舜禹的传说在内,广泛见于中国古籍当中的中国上古事迹,顾颉刚将其看作一个系统,而不是荒诞无稽的。对于科学的古史系统,顾颉刚认为是用来源于欧洲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展开研究的古史系统。他非常重视民国十年之后的考古学成果,特别是北京人头骨的重大考古学发现,他描述道: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快乐得跳起来,叫到: ‘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找到了!’”并因此断定: “‘科学的中国古史固然一时间还不该写出,但一个简要的纲领也可以说是立起来了。因此,顾颉刚眼中的科学的古史系统是立足于考古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传统的金石学研究,重新建立起来的中国古史体系。并且,他认为这个体系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已经形成了大致框架。

  尽管在传统的史学研究体系之外,顾颉刚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古史系统,但是他并不主张以科学的古史系统取代传说的古史系统,而是主张将二者的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在顾颉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似乎看到一种更加重视传说中的古史系统的倾向,顾颉刚认识到以考古学支撑的科学的古史系统不足以支撑起中国古代史的整体框架,因此他更加强调传说的古史系统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曾有一位同学对我说: 有了科学,就不该有迷信。研究科学,就不必研究迷信,因为它是无根据的妄诞的一件东西,我们枉费了经历去研究它干吗?”顾颉刚在评价这个观点的时候,指出这位同学对于常识和学问的分别没有想清楚: “凡是科学家所考定的真的事实,一般人应当都明白的,唤做常识。无论什么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对于这一大堆材料,认定了一个目标,画出了一个范围,而加以研究的,唤做学问。……迷信是一件东西,也是在科学家应当研究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扶乩、巫祝、卜筮、星相,虽应由政府下令禁止,但心理学家还要收集了这种材料去研究变态心理学。上古时代的各种生活仪式,在文明种族间早失去了,但社会学家还要到野蛮民族中去搜求了而研究古代社会。……这正因为学问的目的在求知,与常识的目的在致用的有别。可见,在解答迷信与传说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时,顾颉刚将传说定位为学问,将科学定位为常识; 主张研究传说学问的目的在于求知,学习科学常识的目的在于致用。从顾颉刚整个古史研究历程上看,他似乎更加重视学问上的求知。

  二、传说的价值

  在抹杀论古史辨中,重视历史传说的价值都是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将传说作为考察民族宗教的重要依据,二者在传说产生的顺序上的主张也大体一致。然而,从这些看似一致性的主张中,我们也能够找出二者在理论和逻辑上的明显区别。

  首先,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重视传说的历史性价值。白鸟库吉将传说看作历史的产物,认为传说是国民的历史存在的反映。他指出:“传说中亦存在历史之一面。虽为荒唐无稽、难以置信之传说,此无非该国民历史之产物,于国民历史之外,无得以存立之传说。凡传说,必有担当其主题之人物,该人物是否果如传说之所传,是否实际存在,本值得怀疑,然与此人物结合构成其传说之事实,虽不可思议,却传达事实之真相。加之,国民中必存与此事实相伴之理想。而其国民理想之物,皆包含于此古传说之中。故欲研究一国民之历史、论其精神,必需研究其国民固有之传说,并加以妥当解释。国民传说之历史性研究,决不可等闲置之。可见,尽管白鸟库吉认为传说中的人物是否为真实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他认为传说中叙述的事迹要么传达了历史事实,要么表达了国民的理想。这对于研究国民的历史与精神,都是十分有效的。也就是说,白鸟库吉认为传说的历史性价值既包括反映历史事实的价值,也包括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理想的价值,在这两个价值中,白鸟库吉无疑更加重视后者。

  顾颉刚在阐释古代传说的价值的时候,也注重其历史性,认为传说的古史对研究某个时代的史实是非常重要的。五德五行,相生相克的把戏,对于上古史固然是假,对于汉代的史还是真的。汉代的社会是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中心思想的社会,这种把戏就是那个社会的真实产物。试问我们能不理会这套把戏吗? 正如卜筮星相者所讲的话固然是假话,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是真的生活,他们的假话就是他们真生活的反映。在顾颉刚看来,应当重视的不是传说中出现的那个时代的史实,而是传说的内容与产生传说的时代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这种联系的研究,才能反映产生传说的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在顾颉刚那里,传说的历史性不是传说中诉说的那个时代,而是反映在传说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这种对传说的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看法与白鸟库吉截然不同。白鸟库吉仅仅主张传说虽然乍一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其传达了该时代的历史真相。而顾颉刚则将传说中表述的时代与传说实际产生的时代相区分,以此看待传说的历史性意义。这可以说是二者在传说的历史性问题上存在的主要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抹杀论古史辨中,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研究倾向: 白鸟库吉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角度论证尧舜禹的传说性质,基本不顾及传说产生的时代的精神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家存在状况; 顾颉刚以考证古书成书年代为基础,对照传说中的内容,梳理中国古代史基本脉络。不过,白鸟库吉也主张古传说中包含国民理想,这似乎也可以解读为国民将理想中的状态寄托在古代传说故事当中,从这个思路出发,是否也可以判定他的看法与顾颉刚的主张趋于一致呢? 事实上,综观抹杀论,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白鸟库吉并未重视传说的内容与传说的制作时代之间的联系,加之在白鸟库吉对传说的历史性意义的表述中仅仅提到国民中必存与此事实相伴之理想,而并未提示这里的国民不是传说中的时代的国民的意思,因此可以说,白鸟库吉在这里提及的包含国民理想并不包含顾颉刚那样的对传说时代性的认识。

  其次,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将传说作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对于传说具有反映古代国民的精神理想的价值,白鸟库吉将其总结为哲学宗教: “欲根本性了解中国之哲学宗教,须考察其古传说。因中国传说以儒教为理想之境界,其中主要包含承担儒教崇拜之人物。今批判其所谓人物之遗蹟,探讨其由来之所,对以往作为历史上之事实,未尝被深刻质疑之传说,展开别样之解释。白鸟库吉将考察中国古代传说作为阐释中国古代哲学宗教的主要途径,试图通过对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即尧舜禹的事迹进行别样之解释,来解读儒教的理想,进而探寻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本质特征。顾颉刚主张推翻非信史,即推翻古代传说的真实性主张时,曾经提出四项标准: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中,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就是主张从神话传说的视角而不是信史的视角来看待古史。进而指出研究神话传说的目的: “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实施,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可见,顾颉刚也主张重视传说的宗教史意义,并主张将宗教史与政治史分离,主张重视传说中反映的宗教意义的同时,注意传说中反映的政治形态的虚假性。这仍然是将传说中的时代内容与传说产生的时代的政治性内容区别看待的视角。这种视角在白鸟库吉那里是没有的,白鸟库吉并没有从政治性和宗教性角度区分传说的价值。

  最后,通过对尧舜禹传说的研究,白鸟库吉和顾颉刚在古代传说的产生顺序上,得出了具有相似性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判定中国古史的形成特征,这种从传说入手解读中国古史特征的研究途径也被二者看作是传说具有的重要价值。白鸟库吉在总结中国古代传说时指出: “尧舜禹是儒教的传说,三皇五帝是易及老庄派的传说。后者以阴阳五行说为其依据。那么,尧舜禹表现了支配中国上流思想的儒教理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了支配民间思想的道教崇拜。尽管在历史传承当中,三皇五帝的传说在尧舜禹传说之前,但是,传说形成的顺序绝非如此,如果说道教是在反对儒教之后整备其形态的话,那么表现道教派理想的传说就应当产生于儒教的传说之后,这是不言自明的。白鸟库吉将三皇五帝的传说归为道教,将尧舜禹的传说归为儒教,认为道教的传说是在儒教的传说之后才整备的,因此认为三皇五帝传说的出现要晚于尧舜禹的传说。白鸟库吉的这个观点与顾颉刚层累地形成的古史的观点类似。顾颉刚认为,禹的传说产生于东周初年,而尧舜的传说出现于东周末年,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才逐渐编造完备。他不仅论证禹的传说的出现要早于尧舜的传说,更梳理出了尧舜禹传说产生的大致脉络。这也成为其论证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层累说的主要依据之一。然而,二者不同点在于: 白鸟库吉在论证传说产生的顺序时,将尧舜禹传说看作是同时代的产物,主张尧舜禹的传说是并立性的,由同一个作者杜撰出来的。而顾颉刚则认为尧舜禹的传说产生的时代也是有差异的。

  三、《禹贡》的地理学价值

  《禹贡》是第一部详细记述大禹时代的地理历史、疆域布局的著作,在白鸟库吉和顾颉刚的研究体系中,对《禹贡》都颇为重视。顾颉刚则认为,《禹贡》的记载并非仅仅是传说,更有制作传说的时代的人们对中国山川地理、民族文化、政权存在的记述。白鸟库吉则试图通过分析洪水的传说,证明《禹贡》不是对历史地理事实的记述,从而否定其地理学价值。

  白鸟库吉质疑大禹治水传说,是以质疑洪水的存在为出发点的,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中,对大洪水的质疑就出现了两次。他先提出: “至于禹之洪水究竟如何? : 鲧塞之无功,荡荡乎滔天,浩浩乎怀山。而其河流之泛滥,已不止于黄河,诸水皆然,举中国之全土悉没于荡荡之逆流。夫悠远洪荒之世,虽治水之工事甚欠完备,然其灾之大,决不至此。又,假设灾大若此,则禹虽甚为勤勉,以一人之功,历十三年,亦不可能完治此水患。接着,他又列举法国学者培里奥和荷兰学者修勒盖尔的推断: “中国之河流,黄河、扬子江、汉江加在一起全长一千五百里。算上其他河流,其总长度不知要达到几千里。而若此等诸水皆同时泛滥,则禹以十三年之功,亦不可能塞之。( 中略) 禹无外乎是将汉民族之理想人格化而已。即便洪水是事实,也不可能有诸水逆流,中国之全域沉没于水中之状况,此即为传说及传说之产生原因。白鸟库吉质疑洪水传说的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地域广大、河川众多,洪水之灾不可能泛滥全境,虽然黄河历年泛滥,但仅仅是在开封以东地区,不可能蔓延到长江、汉江等流域; 其二,如果中国全境均遭洪水泛滥,禹不可能用短短的十三年便治水成功。基于这两点原因,他认为洪水的传说和大禹治水的传说都是没有历史事实依据的,是汉民族假托圣明君王的功绩而想象出来的故事,因此白鸟库吉判定禹的存在与事迹是完全虚妄的,不具备实际存在的现实性意义。

  与白鸟库吉一样,对于大禹治水中的传说成分,顾颉刚也提出了相同质疑: “若禹确是人而非神,则我们看了他的事业真不免要骇昏了。人的力量怎能够铺土陈山? 就说敷土是分画九州,甸山是随山刊木,加以疏沦江河,试问这事要做多少年? ……就硬用了《禹贡》的作十有三载乃同之句也不过十三年,试问有何神力而致此?”在论及洪水传说是否存在的时候,顾颉刚认为,黄河挟沙重浊,又流经大平原,容易泛滥……在古代各以自己所住的地方看作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一望汪洋无际,没处逃生,就很容易看作极普遍的。所以古代的黄河流域可以有水灾,也可以有大洪水的传说。可见,在论及洪水的传说时,顾颉刚与白鸟库吉一样,都对传说中显而易见的谬误提出质疑。

  然而,二者质疑大禹治水的传说的目标不同。白鸟库吉质疑洪水的传说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大禹的存在与事迹是虚妄的。而顾颉刚的质疑是为了证实另一个命题: 大禹的存在具有天神性。白鸟库吉的上述结论使其理论被冠以抹杀论之名,他从事的也是从传说中析出谬误,彻底推翻大禹治水是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工作,这是试图对中国古史的彻底解构。顾颉刚强调禹的天神性,则是立足于用传说的眼光去看传说顺了传说的性质而去搜寻他们的演化的经历。这是一种在将大禹定位为天神、将大禹治水的事迹定位为传说之后,致力于梳理传说产生脉络的工作,这也是在对中国古史进行解构之后,即区分开传说与史实之后,试图进行的重新建构过程。

  二者对洪水传说采取的不同立场,导致在对《禹贡》的地理学价值的评判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由于白鸟库吉仅将传说视为与古代中国人思想意识相联系的某种臆想,因此,他认为《禹贡》并不具有历史地理学价值。他分别从五行、十二宫、字音、字形入手剖析《禹贡》九州中的青州、梁州、扬州、冀州名称的涵义,据此论证这四州并非真实存在。又从《禹贡》中记载的九州的土色出发,得出《禹贡》中包含了易的思想、汉民族的山岳崇拜思想和五行思想,由此下结论说: “不能够认为《禹贡》记载了历史地理事实。 接下来他还补充道: “《禹贡》将中国全部土地划分为井田,这也是依据易的思想,自太阳数九中得来的。在后来的抹杀论中,白鸟库吉将井田制也作为儒家的空想,否认井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施过。 他甚至在总结《尚书》时说: “《尚书》当中,称为夏书者,仅《禹贡》、夏王啓的《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四篇,此四篇均为道德性地记述以五行、三正、日食为基干的故事,据此,夏一代之故事均为假作谭,绝非记述历史上之事实。可见,白鸟库吉不仅不承认《禹贡》作为地理学著作的价值,也一概抹杀《尚书》中记载夏代历史的其他古籍的史料学价值,仅仅承认其作为传说的象征性意义。与白鸟库吉的上述立场不同,顾颉刚不仅承认《禹贡》的地理学价值,还在1934 年创办《禹贡》半月刊,作为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重要阵地。在《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的《编后》中,顾颉刚解释了刊名的由来: “为求简单而明瞭,这个刊物采用了禹贡二字,因为《禹贡》篇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但我们期望中的成绩是应远超于《禹贡》之上的。顾颉刚将《禹贡》定位为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重视《禹贡》在地理沿革史领域的特殊价值。至于期望《禹贡》半月刊的成绩要远超于《禹贡》之上,是由于顾颉刚认为《禹贡》地理仍然有尚未明确的地方。他认为: “《禹贡》为古代惟一之地理书,而其地理实不易言,若九河、三江、九江、黑水、三危、碣石……之类,并难考定。盖《禹贡》作于战国之时,文籍无征,闻见有限,故有成于记忆之误者,亦有实不知而出于想象者。后人信为禹作,又信为禹亲临天下而后作,承认为绝对之是,故虽不可通者亦必委曲以求其通,至必不可通时则以一名分属之于二三地,此《禹贡》之所以多岐说也。顾颉刚承认《禹贡》地理中存在成于记忆之误实不知而出于想象者,并认为正是因为这些谬误的存在,导致后人注解《禹贡》时出现了诸多歧义。但是,对于《禹贡》地理的真实存在,以及其实际价值,顾颉刚不仅没有完全否定,而是给予充分重视。顾颉刚在辨析《禹贡》九州说是否可信时,对比了流传下来的诸多说法,最终认定九州为禹所分。他指出: “《禹贡》一篇记的是禹分州定贡的大事业,所以说九州为禹所分是毫无疑义的话。

  顾颉刚认为《禹贡》是中国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的第一部书,它把《山海经》净化了除去禹的古史部分仍不免留些神话色彩外,其余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实际收集来的地理知识; 一部很早的有实际价值的地理书,是我国地理学中的宝典。顾颉刚列举出《禹贡》的四项优点: 其一,《禹贡》的作者能够在交通不发达、巫术盛行的战国时代的环境里,用征实的态度联系实际,作出全面性的地理记述这是作者的科学精神的强烈表现。其二,作者持有不肯轻信传说的怀疑态度。其三,他对于山川、土壤都有系统的叙述,使读者们对于域内的地理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和概括明瞭的印象。其四,扫除原有的国界痕迹,用自然界的山川作州的界限,作大一统的前驱; 又规划了全国的交通网,希望加强统一的力量; 又对于全国的田赋和贡物作出比较合理的规定。在这四项优点中,前三项是对《禹贡》的地理学价值的总结,顾颉刚不仅突出《禹贡》中对山川土壤的系统性记述所拥有的史料学价值,更强调《禹贡》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和怀疑态度。第四项优点更是总结了《禹贡》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贡赋制度等方面都具有的重要价值。在这里,顾颉刚不仅看到了《禹贡》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史料学价值,更提出了《禹贡》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因此,顾颉刚在中国古籍当中,最重视《尚书》,而在《尚书》诸篇中,最重视《禹贡》。他说: “中国现存的古代史书,最古的算是尚书,而《禹贡》是《尚书》里重要的一篇。

  综上所述,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对尧舜禹传说价值的判定上具有某些一致性观点。二者在各自的研究体系中,都将传说与史实区分开来,重视传说的历史性价值,将传说作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中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上,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亦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的地理学价值,二者亦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白鸟库吉不仅彻底否定《禹贡》的地理学价值,更彻底抹杀《尚书》中夏书部分的地理学和史料学价值。而顾颉刚则视《禹贡》为我国地理学的宝典。上述观点的对立体现出二者对待《禹贡》在基本立场上是完全相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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