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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先秦时期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

作者:2015-06-17 16:25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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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时期,华夏人在自我认同的同时,以“蛮夷”、“戎狄”、“夷狄”等名称称呼他者,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后者为“夷狄”。华夏赋予他者以夷狄等称号,表明该时期他们已经认识到自我与其他人群的区别。学术界一般认为,此时期华夏人区分自我和夷狄主要依据其是否接受华夏的文化来判定其是否属于华夏,而是否具有华夏血缘并不是华夏与夷狄的最重要区别①。不过,在血缘、文化之外,这一时期政治因素对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拟以先秦时期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中血缘、文化与政治三方面及其联系的研究,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先秦时期认同华夏的观念。

  一、血缘关系对夷狄认同华夏的影响

  先秦时期,尽管夷狄被华夏视为不同的人群,中国论文网但有些夷狄仍认为其祖先来自华夏集团,自身与华夏成员有密切的血缘联系。如春秋时期的吴国,曾长期被华夏视为夷狄,但《左传》哀公十三年( 前482 年) 载:“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 ‘于周室,我为长。’”[1]( P2171) 此处“周室”即指姬姓人群,吴人自称属于“周室”,并在姬姓中“居长”,这是基于吴人对自身与其他姬姓成员血缘关系的认识。根据《史记》记载,吴开国之君吴太伯是周文王之伯父。司马迁的记载与《左传》的记述吻合,应当符合春秋时期吴国贵族对自身血缘的判断。此外,《国语》提到了吴人的一段话: “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楚、秦。”[2]( P550) 吴王视夷狄为外人,显然自认为华夏成员,其理由仍是自身同属姬姓。吴国贵族的例子表明,血缘是夷狄认同华夏的重要依据之一。

  对于吴国贵族的华夏血统,学术界看法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吴贵族确属姬姓,并认可其系太伯之后的说法②。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认为吴贵族与太伯并无关系③。近年来,台湾学者王明珂等人更倾向于否认吴贵族和华夏人之间存在真实的血缘联系[3]( P179—182)。尽管吴国贵族的华夏血统值得怀疑,但难以否认的一点是: 这些所谓的夷狄在观念上确实认同华夏,而此认同主要依据他们自认为与华夏存在血缘联系; 尽管这种认识存在于他们的观念之中,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的血缘。

  而从反面看,与华夏的血缘联系在某些时候并不能保证夷狄认同华夏。西周至春秋时期,一些族群自认与华夏血缘一致,但他们并不认同华夏,而是以夷狄自居。《左传》襄公十四年( 前559 年) 提到,晋人以“言语泄露”为由,扣押姜戎氏的首领戎子驹支,戎子驹支在辩解时自称是“四岳之裔胄”[1]( P1956)。一般认为,四岳为姜姓人群的祖先,华夏诸侯国中的齐国等姜姓就是四岳的后裔①,后者的华夏身份无可置疑。戎子驹支虽与齐国贵族等具有共同祖先,但他却自称“我诸戎”,并指出诸戎与华夏不同,显然他并不认同华夏。此为血缘不能决定夷狄认同华夏的一重证明。

  此外,从西周到战国时期,一些族群时而认同华夏,时而又以夷狄自居,是否认同华夏,并不完全由血缘来决定。如楚王室在春秋时期自认为是鬻熊之后,并因“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而谴责夔人[1]( P1821)。有学者推论,“鬻熊”当是祝融之异文,祝融即《国语·楚语》中的重黎,是华夏的重要成员[4]( P308)。与此同时,春秋时期的楚王室确实曾表现出认同华夏的一面②,但在历史上,楚国曾长期不认同华夏。西周时期,楚君熊渠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5]( P1692) ,明示不属于华夏成员。直到春秋时期,这种观念仍有余波。《国语》载,春秋后期楚大夫王孙圉出使于晋,与赵简子论宝时对晋国视为珍宝的白珩等深不以然: “楚虽蛮夷,不能宝也。”[2]( P525—527) 尽管春秋后期楚国贵族已经有不少人认同华夏,王孙圉此语有反讽之意,但也说明楚国不认同华夏的观念具有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对夷狄而言,认为自身与华夏具有血缘联系是其认同华夏的重要根据之一。不过,认可祖先来自于华夏的夷狄,也并非始终认同华夏。可见,华夏血缘并非夷狄认同华夏的唯一依据。

  二、文化对夷狄认同华夏的影响

  我们知道,文化被先秦华夏人视为区别自我与夷狄的重要依据,那么,中国论文网文化对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有何意义? 是否具有比血缘更为重要的作用? 对这一问题,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第一,一些夷狄虽然自认为血缘与华夏相同,但未必一定认同华夏。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自身与华夏的文化存在差异。即使是春秋时期自认为属于姬姓并认同华夏的吴国贵族,由于在此之前,即西周建国之后很长时间内,与华夏的文化并不相同,这极大影响了吴贵族对自身族属的认定。据《史记》记载,姬姓的吴太伯来到吴地之后,“文身断发”,《集解》引应劭注曰: “常在水中,故断其发,纹其身,以象龙子。”[5]( P1445) 应劭认为该行为与吴地的自然条件有关。“文身断发”当是当地夷狄习俗,太伯到当地后抛却了华夏习惯,转而接受夷狄习惯。而此后吴贵族的文化沿着与华夏不同的道路发展,与之对应的是,此后很长时间内,吴贵族的确失去了与华夏的联系。而在其他夷狄眼中,这一行为也影响了他们对太伯族属的认识。《史记》在太伯“文身断发”之后提到,“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5]( P1445)。“荆蛮”是当地夷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因为太伯采取夷狄文化而认可其夷狄的身份。

  有时,夷狄与华夏的文化差异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只要夷狄在观念上自认为与华夏文化不同,就有可能导致他们不认同华夏。例如,前揭姜戎的首领戎子驹支自称是“四岳”后裔,但他并不认同华夏,为自己辩解时指出夷狄与华夏的文化不同:“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1]( P1956) 其中提及的饮食衣服等均属于文化内容。戎子驹支认为,姜戎的文化与华夏有异,同时他自称“诸戎”,很显然文化差异是他不认同华夏的重要依据。不过,戎子驹支的言论可能并非现实的反映,而且他对华夏文化并不陌生,在受到晋国贵族责难时,他“赋《青蝇》而退”。杜预注:“《青蝇》,《诗·小雅》,取其‘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这正是利用华夏的礼仪赋诗以明心志。但最终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战胜了现实,导致了姜戎自认为夷狄而非华夏。

  第二,中国期刊论文网一些夷狄虽在历史上曾不接受华夏文化,也不认同华夏,但在与华夏不断接触中受到华夏的影响,随着长期接触和学习华夏文化,他们与华夏不再疏远,转而认同华夏。楚国在西周之后长期不认同华夏,但春秋时期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与楚国贵族学习和接受华夏文化有密切联系。当时,楚国贵族对华夏文化并不陌生,晋、楚邲之战后,楚大夫潘党建议将晋人尸体筑为“京观”,楚庄王表示反对,指出“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1]( P1882) 楚庄王多次引用《诗经》的语句以说明要注意保德、安民,显示出他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华夏典籍很熟悉; 而他对保德等内容的论述也与周初以来华夏对此问题的认识一致,这体现出楚庄王对华夏文化有深入了解。而当楚庄王以《诗经》论证德的重要性时,将保德、安民作为其争夺华夏霸权的基础; 而争夺华夏霸权的前提,正将楚国置于华夏共同体之中,这又是楚庄王认同华夏的体现。说明由于对华夏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夷狄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与华夏不同的人,逐渐认同华夏。

  对学习、接受华夏文化以致认同华夏的夷狄而言,具有华夏血缘并非其认同华夏的必要条件。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华夏周边以及华夏诸侯国之间的夷狄不少都接受了华夏文化,但这些夷狄当中,未必均在观念上认为与华夏存在血缘联系。而与之对应的是,这一时期文献中与夷狄对立的“华夏”、“诸华”等概念逐渐消失,这说明随着夷狄学习华夏文化,华夏已不再将其视为夷狄,而夷狄也逐渐认同华夏。

  先秦时期,即使同一人群,是否认同华夏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转化。中国论文网而其是否接受华夏文化对其认同华夏具有巨大影响,接受华夏文化的夷狄可能较容易认同华夏,反之往往难以认同华夏。这说明,文化对夷狄认同华夏的影响超越了血缘,占据重要地位。

  三、政治、血缘、文化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夷狄认同华夏的影响

  尽管与华夏相同的文化和血缘对夷狄认同华夏意义重大,特别是华夏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但在夷狄是否认同华夏这一问题上,政治因素实不可忽视,在血缘、文化背后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先秦时期一些夷狄自称有华夏血缘,但在历史上,这些夷狄认同或者不认同华夏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而究其原因,其背后常常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夷狄虽具有华夏血缘,但当其不强调华夏血缘并因此不认同华夏时,往往是由于政治上与华夏疏远,或者有政治疏远的需求,故有意区分自我与华夏。如春秋时期的楚贵族虽认可其祖先来自华夏,但从西周之后这种血缘关系很长时间内未受到其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与周王室长期疏离,到西周昭王时期甚至走向对立[6]( P215—216)。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表现出独立的一面。周夷王时,楚君熊渠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5]( P1692)。按照华夏制度,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称王并分封诸侯,熊渠宣称“不与中国之号谥”,进而分封诸子,表明其欲脱离华夏政治框架,这进一步导致了楚人不再重视与华夏的血缘联系,而是自称“蛮夷”; 另一方面,即使是强调自身的华夏血缘并认同华夏的夷狄,其认同华夏的行为背后也常常有着政治利益的考量。春秋时吴贵族虽自称是太伯之后,但在西周之后很长时间内却并未表现出亲近华夏的一面。而在春秋时期他们开始强调自身的华夏血缘,则并非偶然。吴国毗临楚国等强国,很长时期内在与楚国的斗争中并不占优势。通过强调与华夏的血缘关系,吴国获得了华夏的支持,晋国等诸侯国“教之( 吴) 战陈、教之叛楚”[1]( P1903) ,极大增强了吴国与楚国等国抗衡的实力,并为吴国进入中原地区,参与其他华夏诸侯国盟会、争霸提供了依据。可见,当夷狄政治上存在与华夏接近的需求时,就有可能强调自身的华夏血缘并认同华夏;而当其与华夏政治关系疏远时,则有可能不再强调与华夏的血缘联系,从而不认同华夏。显然,政治利益影响着夷狄对自身华夏血缘的认识,影响着他们是否认同华夏。

  同样,作为夷狄认同华夏的另一重要依据的文化,也常常受到政治的影响,政治利益可以影响到夷狄是否接受华夏文化,从而影响着夷狄是否认同华夏。一方面,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利于夷狄和华夏相互交流,从而使夷狄认可和接受华夏文化,并认同华夏。春秋时期,楚国逐渐接受华夏文化并认同华夏,这一过程与楚国在政治上与华夏的亲近是一致的。从楚成王开始“结旧好与诸侯,使人献天子”[5]( P1697) ,意味着楚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并与华夏诸侯国发生联系; 尽管华夏诸侯国仍然视其为蛮夷,但是楚国已开始逐渐进入华夏的政治生活。到楚庄王时,观兵于周疆,问九鼎之轻重,不仅成为当时霸主,更有争夺华夏最高权力的野心。与此同时,楚国贵族对华夏文化的了解也不断深入,其中楚庄王熟悉华夏文化,在前文已有所提及。政治交往的密切与楚贵族接受华夏文化,二者并非巧合,前者有助于楚贵族接受华夏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楚国认同华夏。诸多夷狄逐渐华夏化的过程固然与他们接受华夏文化有关,然而他们之所以有机会接触华夏文化,除了族群间的日常交流外,更是因为在争霸战争中,夷狄逐渐被纳入华夏的统治范围; 另一方面,实际上已接受华夏文化的夷狄在利益驱动下,也可能否认接受华夏文化的经历,从而不认同华夏。如戎子驹支深受华夏文化影响,对华夏文化有深入了解,但在晋人指责姜戎是“言语泄漏”的罪魁祸首时,戎之驹支为了避免此嫌疑,有意强调姜戎与华夏的文化差异,以此证明姜戎并不属于华夏,最终达到为自己辩护的目的。这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并非说政治利益是决定夷狄是否接受华夏文化的唯一因素,但不可否认,某些时候,它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夷狄对自身和华夏文化差异的认识,从而影响夷狄是否认同华夏。

  由此不难发现,在夷狄认同华夏的过程中,文化的地位比血缘重要,政治发挥的作用比血缘、文化等因素更为重要,而政治能够发挥更重要作用,与华夏共同体的性质密切相关。

  华夏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至迟从西周开始,华夏已形成拥有天下共主的政治结构。中国论文网周天子是华夏共同认可的最高统治者,其下统辖有姬姓以及姜姓、任姓、姒姓等贵族,他们以周王室为核心,通过血缘、联姻等纽带凝聚成一体。周天子有权统辖诸贵族,但其统治也有赖于诸侯的藩卫,同时各诸侯国是周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法性有赖周天子的认可。这种在共同利益之下形成的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共同体内部的人群对该共同体保持认同,而共同体之外的人群则会被视为不同的人,即夷狄。故最初的华夏与夷狄之别,正是由政治而非血缘所决定的[7]( P23—28)。随着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华夏内部产生了共有的礼乐文明。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 P2463) 这段话虽指出华夏的礼具有时代上的先后继承性,但夏、商统治集团的后裔成为华夏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华夏的礼自然是其内部融合的产物。同时,作为华夏文化代表的乐亦具有不同地域和人群的文化相融合的特征[8]( P260—316)。

  产生于华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礼乐文明,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9]( P265—271)。《左传》曰: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 P1736) 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就是维护华夏统治,华夏的礼乐文明承担了维护华夏政治结构的功能。具体而言,礼乐文明中最重要的是周初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度[10]( P453—467)。宗法制明确了华夏成员的尊卑亲疏关系; 而分封制明确了周天子与其他贵族的权利与义务。它们确定了华夏内部的等级秩序,巩固了华夏的统治。华夏的文化和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当夷狄接受了华夏文化,就意味着其承认华夏的政治结构,也由此认同华夏。

  自春秋之后,华夏内部出现了王室实力削弱、贵族力量壮大,以致权力下移的现象,中国论文网表明原有政治结构不断遭到破坏。不过,现实政治的改变并非意味原有观念的丧失,原有的历史意识在此过程中仍被保留下来。即使在战国时期,当周王室权威尽失,诸国之间兼并之时,存在天下共主的政治结构仍然被华夏所认可,并逐渐为夷狄所接受,同样被认可和接受的还有华夏文化对维系政治结构的作用。即使是夷狄,只要接受了华夏文化,就会认同华夏的政治结构,并认同华夏,而他们的华夏身份也会得到华夏成员的认可。正是以上原因,构成了先秦时期夷狄认同华夏观念中血缘、文化、政治之间的特有作用和相互关系,这对后世认同华夏的观念以及华夷之分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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