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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犯罪法益的本权—占有二元体系失语与刑法目的性的回归与探讨

作者:2016-11-12 11:44文章来源:未知

  一、问题的提出

  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是本权还是占有?

  这个问题可谓财产犯罪研究的兵家必争之地。在日本,除了本权说与占有说两大阵营之外,还存在基于本权说的折衷说与立足于占有说的修正说。泷川幸辰曾经主张过纯粹的本权说,但当今日本学界几乎没有学者再主张纯粹的本权说。纯粹占有说的卫道者包括: 牧野英一、川端博、前田雅英、伊东研祐、木村光江等。基于本权说的折衷说的主张者包括: 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藤木英雄、大谷实、林干人等。立足于占有说的修正说由平野龙一、西原春夫等学者主张。

  在我国,本权说与占有说之争也可谓如火如荼,具体而言,可以分为纯粹本权说纯粹占有说折衷说三大领域。纯粹本权说以高铭暄教授、时延安教授、车浩教授为代表,主张完全不承认占有是财产犯罪的法益。纯粹占有说以陈洪兵教授为代表,主张彻底地转向保护占有,禁止私力救济。折衷说主张占有也是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以张明楷教授、周光权教授、黎宏教授为代表。本权占有二元框架内的混战可谓激烈,学者们牵扯其中,上下求索、绞尽脑汁。

  但是,似乎没有人对本权占有二元框架提出过质疑。事实上,将日本财产犯罪法益的探讨与我国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其中差别: 第一,日本刑法理论一般将法益的问题置于盗窃罪之下进行探讨,而我国刑法理论将其作为普遍的财产犯罪的上位问题。第二,《日本刑法典》中的盗窃对象只能是动产即电力等拟制动产,而我国《刑法》第264 条盗窃罪的对象是不限于动产的财物

  因此,将日本刑法理论中的本权占有二元体系生搬硬套到我国的理论中,存在以下问题:

  1. “占有所有的语义局限性。占有本权只针对物,而财产犯罪的对象包括债权、财产性利益等。罗马法中的占有一词源于拉丁文“possessio”,由代表权力和掌握的“posse”以及代表保持和设立的“sedere”组合而成,是指对物件的权力,对物件的管控与支配。但是,随着规范上占有概念的提出,占有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介于财物的形状、大小、场所的性质以及与人的时间、场所等因素,虽然不存在物理上的支配,但从规范的见地出发,在该物排他性被承认的场合,占有事实也被认可。但是,这会产生如下问题: 就某一财物,物理的、现实的支配与社会的、规范的支配同时存在,且分属不同主体时,如何确定该财物的占有归属? 存款的占有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金钱处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物理支配之下; 另一方面,根据存款合同,存款名义人有权向银行请求支付等于或者小于存款额度的现金,银行则有义务支付,即存款名义人在法律上支配着与存款等额的金钱。事实上,如果说所有是一个规范上的概念,占有就应当维持其事实上概念的本来面目,对其外延的过度扩张并不妥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既然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能够被占有,看不见摸不着的利益也能被占有,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占有的吗?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批判切中要害。如果说电力等无形物作为拟制动产可以被勉强认为占有,那么占有债权、财产性利益的说法令人难以接受。例如,认为行为人为他人提供了劳务,就占有了因此发生的债权,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坚持用占有之名,实质上也是借用了拥有的意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对物的占有不可相提并论。占有如此,所有亦是如此。所有权本身是一个物权法概念,何以认定对债权的所有呢? 答案恐怕难以令人接受。

  退一步说,即使认定了在规范上占有所有的概念,也是极其抽象和具有任意性的,这直接导致了司法的专断。例如许霆案中,为了认定其构成盗窃,就认为银行占有,因为许霆的行为破坏了银行的占有,因此构成盗窃罪。在行为人擅自将他人账户上的钱款划入自己账户的场合,为了认定其构成盗窃罪,就认定存款人占有,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打破了存款人的占有,因此构成盗窃罪。笔者对二者的裁判结论表示赞成,但只是想表明这样一个立场: 规范上的占有概念过于抽象,往往不具有适用上的一致性。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扩张了占有所有的概念,不如说这两个概念被架空了。

  2. “占有所有的内涵局限性。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的是,很多财产犯罪并不涉及侵犯占有与所有的问题。德日刑法中,存在多种对财产罪的分类: 一是财物罪与利益罪,前者的对象是财物,后者的对象是财产性利益。二是取得罪与毁弃罪,前者需要有利用意思,而后者只需要有排除意思即可。三是针对整体财产罪与针对个别财产罪,针对整体财产罪以整体财产的减少为要件,例如《日本刑法典》中的背任罪就是针对整体财产罪。显然,传统的占有所有法益仅就财物罪、针对个别财产罪、取得罪而言。而日本刑法理论将占有所有法益的探讨限于盗窃罪之中,盗窃罪又是典型的财物罪、针对个别财产罪、取得罪,因此是妥当的。然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将占有所有法益的讨论作为财产犯罪的上位问题就不合适了,因为这导致利益罪、针对整体财产罪与毁弃罪显然无法纳入到本权占有的框架之中检视。

  例如,我国《刑法》276 条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不能视为对占有或本权的侵犯。因为一方面,劳动者提供劳动后并不能认为占有了债权,另一方面,即使行为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也不导致劳动者对报酬的支付请求权丧失,如果在本权占有的二元框架下讨论,显然行为人并未侵犯劳动者的任何权利。再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既存在破坏他人占有、未影响他人所有权的情形,也存在未破坏他人占有,但影响他人所有权的情形,还包括即不破坏他人占有、也不影响他人所有权的情形。第一种情形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笼中的鸟放生、将被害人的戒指丢入大海。第二种情形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的汽车弄坏,导致被害人无法正常使用。第三种情形例如,行为人在被害人的名贵餐具投入粪便,导致餐具无法使用。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中,以上三种情形无一例外地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以上这些情形并不能通过本权占有的二元框架加以妥善解释。

  3. 本权说、占有说各有缺陷、无法周延。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本权说与占有说均存在逻辑上难以周延之处与结论上的不合理之处。若采取本权说,会得出以下的不当结论: 第一,因为违禁品的占有者对其没有所有权,因此盗窃、抢夺他人违禁品的不成立财产犯罪; 第二,窃贼盗窃被害人财物后,第三人正在盗窃该财物的,因为不符合构成要件,窃贼不得进行正当防卫。若采取占有说,所得出的以下结论也不妥当: 第一,盗窃他人财物后又毁坏的,因为盗窃仅破坏了他人的占有,毁坏财物的行为应当独立评价,因此应当将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并罚; 第二,我国《刑法》272 条的挪用资金罪、273 条的挪用特定款物罪,都是针对擅自使用行为人自己占有的财物而言,如果贯彻占有说的法益观会得出无罪的结论。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两种学说均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因为财产犯罪的纷繁复杂,已然溢出了传统意义上本权占有的意涵与旨趣: 从历史沿革上看,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了针对盗窃罪的规定。原本写作字,上半部分是贪欲的意思,是食具的意思,因此表示因贪欲而取得他人所有的食物。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背景下,盗窃的对象以食物为主,这一点在《吕刑》中也得以体现。寇贼、姦宄、夺攘、矫虔是财产犯罪的四种类型。其中夺攘是指强取粮食; “矫虔是指强取壮健牲畜。时至唐律,对盗窃的规制已然发生了质的飞跃,《唐律疏议》中专设《贼盗律》,将盗罪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前者释曰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

  对窃盗的解释为窃盗人财,为潜行隐面而取。由于强盗罪同时侵犯人身权,因此有盗罪强为首之说。此时的盗罪已经根据不同行为方式进行了细化。由此可见,对财产犯罪对象的解释应当随时回应社会的发展。例如在日本传统刑法理论中,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只包括有一定形状的物。《日本民法典》85 条也规定: 本法所称的物,为有体物。1902 年的盗窃电力案的判决标志着对财产犯罪中财物理解态度的转变。认为只要该种物具有独立性,能够被人们任意支配,就可以被持有和转移。至此,财物的外延由有形之物转变为可管理之物。而在今日的日本刑法理论中,牛马的牵引力、人的劳力能否纳入财物的范畴也开始被广泛探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规则来自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解释来说,趋势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此背景之下,用传统的占有所有的概念试图为财产犯罪找到一个统一的上位法益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4. 小结。

  在本权占有的框架内讨论财产罪的法益本身就存在问题。首先,占有所有的语义范围有限,不能囊括财产性利益的情形。其次,占有所有作为财产犯罪的法益只能涵盖部分犯罪,诸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毁坏财物罪等罪名无法在本权占有的二元框架内展开讨论。最后,占有说与本权说均存在无法协调的逻辑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现实中出现了大量需要保护的财产形式,无法通过对本权占有的侵害加以解释。

  二、从财产本体到财产流通秩序———一个视角转换

  1. 刑法的功能性检视。在笔者看来,要理解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首先要区分民法与刑法机能差异: 设立刑法、民法的目的都在于建立法秩序,但是两者具体功能并不同:民法作为市民社会法,其功能在于通过保障意思自治的方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因此,民法中财产规则的确立更倾向于定分止争的功能。我国古代就存在这样的说法: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 “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分不定则争不止

  与此不同,刑法作为政治国家的法,其功能在于维护普遍的公共利益,通过将偏离性活动贬低为边缘性的东西,使得人们依照国家所提供的范式进行活动。因此,财产犯罪的设定主要通过惩罚越轨者的方式以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其中难免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任何国家与时代,法律归根结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刑法教义学唯一受到的是制定法以及刑事政策的影响,这两者预先确定了教义学工作的研究对象,即确定了教义学的输入端

  因此,现代刑法体系应当是有目的地组织的,换言之,这种体系必须建立在评价性目的设定的基础之上。例如,投机倒把罪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物,国家为了实现计划经济管控的目的,将通过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牟取暴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鼓励交易行为,因此投机倒把的罪名就被取消了,这与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密不可分。例如,1963 年《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将私商转手批发,长途贩运放高利贷雇工包工剥削等行为规定为投机倒把罪的行为方式,但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只是在语词上变成了中性甚至积极的表述。由此可见,将何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将何种行为解释为犯罪,与国家的目的性与功能性不可割裂,同时需要考虑统治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由不当行为激发的公众怒气,常见的政治反应便是应急性或报复性的刑事立法。这种立法目的通常只在于舒缓公众怒气、安抚公众和恢复刑事司法体系的可信度。

  2. 财产犯罪的法益是财产秩序与流通。笔者认为,财产犯罪的法益是财产秩序与流通。事实上,占有说在本质上所捍卫的就是一种财产秩序,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差别。只不过,国家对合法财产流通、合法利益转移的鼓励与对非法财产流通、非法利益转移的禁止这样一种目的应当同时被考虑进来。首先,该观点可能面临的诘难是,设立财产犯罪的目的不应当是保护个人法益的犯罪吗? 将国家的政策性考虑牵扯其中是否合适? 但是,这样的非难缺乏说服力。第一,刑法本身涉及价值判断,在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会通过权衡选择保护一方的利益。例如,紧急避险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免责事由,但如果为了防止危险,造成了远远更大的、不成比例的大的损失,被侵害人就有权反过来要求紧急避险人保障其合法权益了。

  同样,在行为人将抵押给他人的物擅自盗回的场合,考虑到国家鼓励合法财产流通、合法利益转移,因此抵押权人的利益应当先于所有权人保护,应当认为行为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第二,即使是侵犯个人权益的犯罪,也不可能完全不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

  例如,一种有力观点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处罚依据是敲诈者把自己掌握的犯罪信息出售给犯罪者的行为,被敲诈者通过向敲诈者支付费用避免自己的犯罪行为被官方知道或被官方处罚。在这个角度上看,财产犯罪所保护者绝非仅仅是个人财产法益,而涉及到财产秩序的维护。

  其次,国家保障与鼓励财物的流通,这种价值取向充实了财产秩序的旨趣与意涵。在经济学上,财富与资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例如,土地是财富,但不一定是资本。如果土地是国有,就无法被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这意味着它仅仅是财富。但如果土地私有且可以被买卖,那么土地与资本之间就仅隔着一次交易了。财富到资本的过渡意味着,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利益保护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出卖,也可以通过抵押、出租成为资本。

  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无法交易的物与权利,譬如企业资产、土地和各种资源、劳动者的未来收入,都可以通过产权化、证券化、金融票据化的形式变成流动的金融资本进入市场流通。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而且带来各种税收的增加,显然是国家希望推动的。美国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市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造就了千千万万个青年人的创富故事,而撬动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将死的财富转化为以钱生钱的资本。

  由此可见,合法财产的流通、合法利益的转移以及市场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再次,将财产犯罪的法益界定为财产秩序与流通,不会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犯罪相混淆。市场秩序意味着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经济准则或行为范式、结构的有序状态,它为维系相应的经济利益格局而存在。毋庸置疑的是,资本的来源是财富,如果财富的秩序得不到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更是无从谈起。例如,一辆权属不明的汽车即使投入市场也只会引发更大混乱。诚然,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中商品及其他合法流通物合法交易与流通保驾护航,但作为资本原始形态的财富及合法利益,却需要通过财产犯罪一章的罪名进行保护。在这里,刑法的价值旨趣是,鼓励合法财产的流通、合法利益的转移,这与这种财物是否用于流通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人们出门要带上大米、菜、被子、席子等,因为这些财富都不能作为资本交易,但这样的出游不可能太久,也不可能太远。与之相反,在今天,这些财富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在市场上交易,人们只要带上现金、甚至信用卡,就可以出行了。这说明,财物与商品之间只隔着一层交易,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还是财产犯罪一章,无论是资本还是财富,国家都鼓励其流通转移并保障其秩序。最后,我国财产犯罪中法益的确定不应当掣肘于国外理论。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将财产犯罪视为对纯粹个人法益的侵犯,但简单将国外刑法理论照搬到我国加以适用的做法则难言妥当。我国刑法罪名设置具有强烈的国家管控色彩,例如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代表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大部分罪名是国外刑法中没有规定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相比国外在发展上还不成熟,必须国家通过刑法加以适当的管控与调整。在财产犯罪领域亦是如此,在完善的财产秩序与流通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刑法规制这根拐棍还是不能轻易丢掉。

  3. 小结。

  刑法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将何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将何种行为解释为犯罪,与国家的目的性与功能性不可割裂,同时需要考虑统治的需要。因此,财产犯罪的法益是财产秩序与流通,申言之,国家鼓励合法财产流通、合法利益转移,禁止非法财产流通、非法利益转移。并以此为基准做出保护何种利益、禁止何种行为的价值判断。三、促进与管控是财产犯罪规制的核心命题鼓励合法财产流通、合法利益转移,禁止非法财产流通、非法利益转移是国家主义对整个财产秩序体系的渗透与浸染。在此意义上理解本权与占有、财物与权利的价值取舍,要考虑到国家对刑法目的性与功能性的期许。

  1. 促进合法财产流通、合法利益转移。诚如所言,将死的财富变为资本以钱生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国家鼓励将财富投入市场运行,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

  以此作为指导原则,以下结论不难得出:

  第一,优先保护用益物权人以及其他所有权人外的合法权利人。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可见,一般情况下,当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发生冲突时,国家优先保护用益物权。这一点背后的原理十分简单: 如果所有权人能够随时且不受限制地取回其所有物,那么用益物权制度就会在整体上崩坏,这将直接影响到合法财产的流通与经济的发展。同样,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考虑,在刑法的价值取舍中,也应当坚持这一点。因此,行为人将财物抵押、质押给他人后窃回的,就应当将这里的窃取解释为破坏了财产秩序与流通地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因而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同样,在具有合法出租、出借关系的场合,国家优先保护这种具有流通性质的合法关系,因此禁止行为人擅自取回所有物的行为。

  第二,在仅有将来权利的情况下,优先保护完整的权利人。所有权人对所有物的将来的权能是完整的,既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投入市场交易,例如质押、抵押、出租、出借等。而相对于无权占有人而言,其所拥有的将来的权能是极其有限的,例如,无权占有人将他人之物处分的行为只有符合严格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才能成功地转入第三人手中。因此,完整权利的拥有者占有财物比不完整权利的拥有者占有财物更加有利于市场化交易,刺激经济发展。在所有权人与无权占有者之间,财物在所有权人的手中更易于流通,因此,刑法优先保护前者的权利。例如,行为人的所有物被窃贼盗窃后,行为人擅自将其窃回的,更有利于合法财产的流通,不成立盗窃罪。再如,借用人在借用合同期满后继续占有财物的,即使出借人将其窃回,也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这是因为,相比在无权占有人手中而言,财物在在出借人的手里更有利于流通。进一步说,如果第三人从盗窃犯那里取得财物的,虽然与盗窃犯占有财物一样不享有权利,但第二次盗窃的行为无异于使得所有权人对财物回复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合法财物流通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弱。因此,第三人从盗窃犯那里取得财物的,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权利的流通属性越高,越优先保护。如上文所述,现代社会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早已不限于财物,还有各种纷繁复杂的权利。债权以及其他的财产性利益很难说能够被占有抑或所有,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仍然可以通过国家促进合法利益流通的目的性加以分析。例如,甲对乙拥有债权,将其出质给丙,后威胁丙使得其放弃该抵押权的情况下,虽然甲是债权的拥有者,但丙的抵押权显然具有更高的流通性,因此应当优先保护,甲成立敲诈勒索罪。

  第四,毁坏合法财物或骗免合法利益的,成立财产犯罪。传统理论中对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探讨要么对法益避而不谈,要么在占有与本权的框架之中莫衷一是。但正如上文所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既存在破坏他人占有、未影响他人所有权的情形,也存在未破坏他人占有,但影响他人所有权的情形,还包括即不破坏他人占有、也不影响他人所有权的情形。第一种情形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笼中的鸟放生、将被害人的戒指丢入大海。第二种情形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的汽车弄坏,导致被害人无法正常使用。第三种情形例如,行为人在被害人的名贵餐具投入粪便,导致餐具无法使用。在笔者看来,对该问题的审视应当从财物本体转向财产秩序。将合法的财物毁坏,使得其流通性减弱,这才是该罪背后所保护的核心,骗免合法利益的行为也是如此。

  2. 禁止非法财产流通、非法利益转移。相反,国家对非法财物的态度是消极的,表现为对其流通的禁止。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合法财物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市场秩序的管控。所谓非法财物非法利益,是指国家评价为非法或禁止流通,没有所有权人的财物或不归属于任何人的非法利益。具体而言,它包括禁止流通的违禁品、一经给付就失去合法性且不归任何一方所有的贿赂、非法利益等。这种政策取向直接渗透在刑法的价值评判之中。

  第一,惩罚违禁品的流通行为。国家禁止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不是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任何人的所有权或占有,而是因为这种物品的流通本身具有危险性。《刑法》127 条的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就表明了这一态度。违禁品的流通对公共秩序或市场秩序有着极大的破坏力。因此,盗窃、抢夺、抢劫违禁品的行为只要促进了流通就成立相应犯罪。例如,甲制作了管制刀具供自己观赏,这种行为本身并无社会危害性,无需刑法调整。但如果乙管制刀具窃出,就有了流通进入市场的危险,对乙的行为刑法应当加以规制。

  第二,惩罚非法财物的流通行为。这里的所谓非法财产,是指没有人享有所有权的财物。例如,行贿人将财物交给受贿人,就意味着行贿、受贿双方都不对财物享有所有权,此时的贿赂就是一种非法的财物。因此,如果甲将贿赂交给乙,托其办事,后甲后悔向乙索要,乙拒不返还的情况下,乙并不构成侵占罪。因为既然在甲将贿赂交给乙的时候,财物已经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此时如果乙将贿赂返还给甲,就是新的流通行为,而国家恰恰禁止这种非法财物的流通行为。进一步说,如果乙拒不返还后,甲擅自将其盗回的,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在不法原因委托的场合也是一样,例如,甲托乙将贿赂交给丙,丙将贿赂侵吞的情况下,由于国家并不鼓励贿赂的再次流通,乙不构成侵占罪,只能以相关贿赂罪名相绳。

  第三,骗免或要挟免除非法利益、毁损非法财物不构成犯罪。国家不仅禁止非法财物的流通,也禁止非法权利的转移,因此,骗免或要挟免除非法利益的,并不成立财产犯罪。例如,嫖客接受了卖淫女的性服务后,欺骗卖淫女使得其免除债务的,不能构成诈骗罪。同样,赌债也是一种非法利益,如果行为人要挟债权人使得其免除赌债的,也不能成立敲诈勒索罪。试想,如果妓女将对嫖客的非法债权质押给第三人,赌徒将赌债的债权质押给他人,一旦事后发现作为质押标的的债权本身不合法,不仅会导致第三人利益受损,更是对市场秩序的一种戕害。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政策要求,对骗免或要挟免除非法债务的行为不能以财产犯罪处罚。毁损非法财物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擅自将他人占有的毒品销毁的,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第四,对于国家机关扣押的非法物品擅自取回的,成立相应犯罪。国家机关扣押的物品无论合法抑或非法,应当推定为非法财物,在国家机关作出处断之前擅自窃回的行为很有可能导致不当地进行流通环节,扰乱金融秩序。例如,在以往的案件中,出现过行为人将国家机关扣押的制造假烟机、拼装车窃回的情形,使得这些物品又产生了投入流通的危险。当然,如果仅是国家机关代为保管的合法财物,由于在所有权人手中流通性更强,擅自取回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四、结论

  财产犯罪的法益是财产秩序与流通。其要旨在于,鼓励合法财产流通、合法利益转移; 禁止非法财产流通、非法利益转移。在此基础上,对上文所列各情形进行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盗窃、抢夺违禁品的,成立相应犯罪。

  第二,擅自取回他人合法占有之物的,符合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 擅自取回他人非法占有之物的,不成立相应犯罪。

  第三,擅自取回国家机关扣押的非法财物的,符合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 擅自取回国家机关代为保管的合法财物的,不成立相应犯罪。

  第四,第三人从非所有人处取得财物的,符合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成立相应犯罪。

  第五,不法原因给付的受领人拒不退还的,不法原因委托的受托人据为己有的,不成立侵占罪。给付人或第三人擅自取得不法财物的,成立相应财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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