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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指示给付中的指示瑕疵——朱莲和与季东不当得利案评析

作者:2017-01-11 16:45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一、案情与判旨
  2010 年12 月,A 通过信用卡汇给被告季东37.5万元,指示被告季东向B 进行支付,用以偿还A 对B的债务。被告季东向B 转账20 万元,向C 转账17.5万元(其中直接转账给C7.5 万元,另外10 万元作为被告季东向C 的借款,后偿还)。2012 年,在另案庭审过程中,A 主张被告季东为B 所指定的收款人,B 予以否认,该案判决A 汇给被告季东37.5 万元并使其交付B 的行为并没有消灭A与B 间的部分债务。2012 年10 月,A 以被告季东未将37.5 万元转交给B 为由,将其对被告季东的37.5 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朱莲和。被告季东主张37.5 万元以用于偿还A 对B 的债务,A 对被告的债权已不存在,故主张A 与原告间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
  于是,原告提起本诉讼,要求被告给付37.5 万元。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向B 进行调查,B 认可A 通过被告向自己付款的方式,承认赵明与自己间37.5 万元部分的债务消灭。法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92 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B 认可A 通过被告向自己付款的方式,承认该37.5 万元部分的债务消灭,由此可见,被告未实际获益,A 未实际受损,因此A 对被告季东不享有不当得利之债权,原告以A将其对被告的不当得利之债转移给自己为依据要求被告返还37.5 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最终判决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学理上的准备
  (一)指示给付的基础关系与双重授权
  在不当得利制度上,所谓指示给付关系,系从广义,除指示证券外,尚包括言辞指示、银行与客户间的汇款指示或转账指示,其客体亦兼及不动产、劳务等。在指示给付的案例类型,有三个当事人:为指示之人,成为指示人;被指示之他人,成为被指示人;受给付的第三人,称为领取人。指示给付所有发生的关系,称为原因关系(基础关系),可分为两类:(1)对价关系,即指示人所以使领取人受给付的关系,或为清偿债务,或对领取人为赠与;(2)资金关系(或称为填补关系),即被指示人对于指示人所以为给付的关系,其原因或为清偿债务,或贷与信用。在指示给付关系中,指示人指示被指示人,向领取人给付,在性质上系属于一种双重授权。指示人通过向被指示人为指示,授权被指示人清偿指示人对领取人的债务,授权领取人领取指示人对被指示人的债权。故被指示人的支付,一方面如同被指示人对于指示人为给付,另一方面如同指示人对于领取人为支付,并因被指示人的履行行为,在法律上完成两个不同的给付,一为被指示人对于指示人的给付,另一为指示人对于领取人的给付。指示人指示被指示人向领取人给付,“该指示是一种意思表示”,因此民法总则中相关的意思表示理论都可以适用,如重大误解、胁迫及行为能力规定等等。
  (二)给付目的
  1. 给付目的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重要性
  “不当得利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中的不当得利最初是诉讼形式的名称。”不当得利制度发展到德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不同产生原因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将通过他人的给付所获得的不当得利称为给付型不当得利(Leistungskondiktion);将通过其他方法所获得的不当得利称为侵害型不当得利。学说上对于如何判断不当得利是否存在向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见解:统一说和非统一说。随着学说的不断发展,非统一说已逐渐成为主流学说。非统一说将不当得利类型构建在“给付不当得利”及“非给付不当得利”两种基本类型上,旨在突显二者的不同。“给付不当得利系基于受损人的给付,其目的在于矫正给付当事人之间欠缺给付目的(自始欠缺目的、目的不达、目的消灭)的财货变动;非给付不当得利系基于行为(受益人、受损人、第三人的行为)、法律规定或事件。”给付不当得利的核心是清偿决定。清偿决定对现代给付不当得利法上给付概念的建立,不可或缺。
  《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后,德国学界通说认为清偿是一个契约,清偿决定是一个法律行为,随着《德国民法典》的出台,根据其条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清偿并非契约。大陆、台湾两地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债务消灭的效果,并非因清偿目的决定而发生,而系基于法律规定,因而清偿目的决定在性质上并非意思表示”,有学者认为清偿决定为需要相对人之单方法律行为,郑玉波、史尚宽二位先生认为清偿决定为意思表示。本文中,笔者视之为单方法律行为。梅仲协先生认为,每一给与之行为人,均非为给与而给与,而系欲达到另一法律上之效果。给付目的可以解释为,给付系为一定目的而对他人的财产有所增益,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为清偿债务,二位直接创立一种债之关系。当今通说,给付关系取代直接因果关系成为判断标准,以给付目的来认定不当得利的当事人。刘昭辰先生认为,“给付目的的决定,依德国通说法律性质是一有相对人的单独行为,因此对于民法总则相关的意思表示理论,都可以适用,例如给付目的意思表示的错误、胁迫撤销及行为能力规定等等,原则上是由给付人决定给付目的。”给付目的的决定自当适用一般意思表示的解释理论,且“应采客观解释理论以保护交易安全”。
  2. 指示给付中,给付目的具有特殊性在给付不当得利中,根据给付目的确定不当得利当事人。而在指示给付中,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被指示人是基于指示人的履行辅助人地位对领取人进行交付,所以该交付行为根本上是指示人为完成对领取人的债务为目的。向领取人所为的给付,真正的给付人实际上是指示人,因此给付关系仅存在于指示人与领取人之间,而非被指示人与领取人之间。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价关系(指示人与领取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瑕疵时,指示人对领取给付之人有不当得利请求权”。此种情形,由领取人向指示人负不当得利责任,领取人可以保有对指示人所有可能的抗辩利益,而被指示人也无须承担领取人不当得利返还不能的风险,符合实质价值判断。
  三、本案的定位
  本案存在五个时间点,T1 时,A 通过信用卡汇给被告季东37.5 万元,指示被告季东向B 进行支付,用以偿还A 对B 的债务;T2 时,A 主张被告季东为B所指定的收款人,B 予以否认,法院判决该部分债务并未消灭;T3 时,A 将其对被告季东的37.5 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朱莲和;T4 时,被告季东主张A 与原告间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原告提起诉讼;T5 时,B 认可A 通过被告季东向自己付款的方式,承认该部分债权消灭。
  (一)本案中的原因关系与双重授权
  T1 之前,根据案情描述,A 与被告季东之间并不存在债务关系,A 通过信用卡汇款给被告季东的行为,有以下效果:第一,使得A 与被告季东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第二,指示被告季东向B 为给付,授权被告季东清偿A 对B 的债务,同时授权B 领取A 对被告季东的债权。被告季东的给付行为,一方面如同被告季东对于A 为给付,另一方面如同A 对B 为支付。A 通过信用卡汇给被告季东37.5 万元,使得A与被告季东之间有37.5 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此指示给付中的资金关系。A 汇款的行为就包含着对被告季东的指示(包括授权),故非明知非债清偿。案情发展至此,是典型的指示给付关系,属于三人关系的给付不当得利。
  (二)A 作出指示后,又将其撤销
  上文已论述,发展到T1 时,A、被告季东、B 三人间是典型的指示给付关系,属于三人关系的给付不当得利。T2 时A 却主张被告季东为B 所指定的收款人,B 不承认,故法院判决该部分债务并未消灭。此时,原因关系(即A 与被告季东之间的37.5 万元债权债务关系,A 与B 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有任何瑕疵,A 对B 的指示及授权却出现了问题。依A 的解释,A 并未授权被告季东清偿A 对B 的债务,亦未授权B 受领A 对被告季东的债权,而是认为被告季东为B 所指定的收款人,向被告季东为给付相当于向B为给付。此时,A 与被告季东之间不存在作为指示给付原因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A 通过信用卡汇给被告季东37.5 万元的行为即为清偿行为。
  T2 时,只能解释为A 撤销对被告季东的指示。指示是一种意思表示,既为意思表示,自可适用有关意思表示的理论,也就有可能出现无效、撤销等情形。指示人A 对被指示人季东的指示撤消后,在被指示人季东与领取人B 不当得利关系中也就不涉及指示人,但若B 不当得利返还不能时,季东的损失能够要求A承担。B 不承认被告季东为自己的收款人,法院判决A与B 之间的此部分债务并未消灭,此时, A 对被告季东的给付,拟实现消灭A 与B 之间债务,但给付后并未达成此目的,A、B 间债务并未得到清偿。A 与被告季东之间存在给付目的不达的给付型不当得利。此时被告季东向B 所为给付,被告季东与B 之间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B 不能以受领A 的给付为由而拒绝返还。
  T1 时,A 指示被告季东向B 为给付,以消灭A与B 之间以及A 与被告季东之间的债务关系,随着案情的发展,T2 时,A 主张被告季东为B 指定的收款人,也就否认了对被告季东有过上述指示。如此一来,导致被告季东与B 之间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且被告季东须承担B 不当得利返还不能的风险,实为不合理。若被指示人已根据指示人的指示向领取人为给付,此时指示人不能对其指示进行撤销,但本案实为特殊,法院判决被指示人的给付并没有产生消灭债务的效果,此种情形下,若指示人A 无权撤销此指示,不利于对指示人的保护。T3 时,A 将其对被告季东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朱莲和,转让的实际上是不当得利之债。到T3 为止,原告朱莲和对被告季东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被告季东对B 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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