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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阿多诺与丹尼尔·贝尔的现代艺术思想对比

作者:2020-02-10 01:41文章来源:未知

  摘要:为探析阿多诺与贝尔的现代艺术观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理论资源,其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理论价值,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代艺术在阿多诺时代与贝尔时代,其特征、体裁、表现风格及旨趣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对现代艺术有不同的理论评判和价值取向,形成两种对立的现代艺术观。阿多诺对现代艺术持肯定态度,揭示了现代艺术所具有的解放功能,贝尔对现代艺术持否定态度,揭示了其虚无主义性质。本文旨在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揭示其理论的独特贡献及偏颇,以期对构建中国现代文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阿多诺; 丹尼尔·贝尔; 现代艺术; 解放功能; 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  寇瑶(1977-),女,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530979012@qq.com.;

  基金: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17JK0317);

Comparison Between Adorno's and Daniel Bell's Views on Modern Art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Adorno's and Bell's modern art views,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modern culture,pa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The study shows that modern art in Adorno's er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Bell's era in its characteristics,genre,expression style and purport.Adorno and Bell had different theoretical judgment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n modern art,forming two opposing views of modern art.Adorno he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modern art,revealing its liberating function,while Bell had a negative one,revealing its nihilistic nature.The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contributions and bias of the two theories,in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Keyword:Adorn; Daniel Bell; modern art; liberation function; nihilism;

  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早期注重商品功能性使用价值的生产,晚期注重商品非功能性符号价值的消费,实现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消费主义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灵魂”[1].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巨变。西奥多·阿多诺是德国着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在阿多诺时代经济领域中的技术理性渗透到文化领域,致使文化丧失自律性为他律性所支配,最终演变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所具有的同一化、商品化及意识形态化,使个人深陷异化之中。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生活的年代晚于阿多诺生活的年代,他密切关注并深入广泛分析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现象和问题,认为文化工业所带给个人的异化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西方的文化危机,他们以个人自由为入口,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未从文化异化的客观经济因素着手去剖析问题,只是从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最终使这种批判陷入意识哲学的窠臼。对阿多诺的研究国外有两种倾向,以哈贝马斯和维尔默为代表对其进行否定式的批判性评价。以沃林等人为代表着重从肯定意义上对其进行评价。国内对阿多诺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多集中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及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对于其现代艺术理论关注研究较少。丹尼尔·贝尔是“战后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当代美国思想家之一”[2].他的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对丹尼尔·贝尔现代主义文化思想研究很少,且散见于对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或对其整体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多是分别研究阿多诺和贝尔的思想,对比和比较研究寥寥无几,本文拟做对比与比较研究。西奥多·阿多诺与丹尼尔·贝尔虽然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即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反思与重建。由于时代背景和立场的不同,他们提出各自的方案,通过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揭示二者理论的独特贡献及偏颇,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理论提供借鉴。

  1、文化危机产生的根源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技术理性渗透到文化领域,导致文化的生产方式及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为科技、资本与文化联姻,催生了以高科技为背景的大众传媒的出现,传统的具有独一无二性的文化艺术因采用工业化的流水线方式得以大批量的生产和复制,在形态上演变为文化工业。阿多诺与贝尔对文化领域这一变化,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其中的缘由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剖析。

  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变化,深层原因源自于经济模式的深刻变化,即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交换原则或资本的逻辑成为统治社会一切领域的基本原则。在交换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传统方面的界限或外在性变得模糊或开始消失,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陷入社会组织的不断合理化与社会异化的深刻矛盾中。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的抽象统治对人所造成的异化已显现出来,“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3].由于当时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并不发达,技术理性还没有渗透进所有的社会领域,所以马克思时代,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主要因为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直接受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马克思所谈的异化主要指因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带给无产阶级的异化。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对阿多诺的现代艺术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阿多诺以独立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阿多诺没有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客观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走向了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主观化”的道路[4] ,即沿着卢卡奇所开启的文化批判方向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个人的异化及拯救问题成为他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切入点。

  阿多诺的这种批判视角与其时代密不可分。阿多诺所生活的时代不同于马克思的时代,当时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全面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工具理性不仅主宰自然界,蔓延到文化艺术领域,在抽象的理性同一性思维方式及交换价值的支配下,文化艺术遵循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得以大批量的生产和复制,借助于现代媒介技术广泛得以传播,于是具有严肃性和否定性的文化艺术成为一种带有标准化、肯定性的娱乐工业体系即文化工业。对于文化工业的态度,阿多诺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文化工业是为维护社会权威服务的,阿多诺揭示出文化工业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丧失真正的文化内涵,提供给人们的并非真正的艺术品,其结果造成大众鉴赏力的退化和丧失、审美活动的低级化和庸俗化,主体对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意识的丧失,认同现存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阿多诺认为资本的逻辑通过“文化工业”实现了对主体的全面控制。整合和控制在管理的世界中成为独立化的力量,彻底地控制了人及人的内在自然,消解了人的独特性和自由。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他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试图通过否定现实中的一切促进社会进步,当他的否定哲学没有通过否定而达到肯定的辩证力量时,“真实的就是整体的”这个黑格尔提出的命题被阿多诺彻底颠倒过来,被悲观地理解为 “整体的就是不真实的”.阿多诺对文化工业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把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理性同一性逻辑。

  丹尼尔·贝尔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与阿多诺有很大的差异。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同工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能用以前的理论解释和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19世纪人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张大网,支配人们关于社会结构的主流意识,即把社会看成是磐石一块的整体观已不能解释当下的历史。他声称不管这种社会整体观以往是否合理,如今都成了问题,历史并非辩证体。他提出自己对于社会结构的新观点,他表明社会不是统一整体,是分裂为不同领域,每一领域都遵循自身的轴心原则而变化,这些原则并非协调统一发展,甚至发展方向相反。他强调只有把握了他关于社会结构本身的观点,才能了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

  贝尔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吸收了马克思的很多思想资源,他承认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观对现代社会学的巨大影响,但他没有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上,他没有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而是把其思想与圣西门、韦伯、桑巴特等人进行比较,各有取舍,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即把现代社会看成是由三个独立的领域构成,每一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轴心原则,“我把整个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其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其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以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5].贝尔的社会结构理论与马克思产生很大的分歧,他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解剖现实,在前人理论基础上有所创新的意图值得肯定。

  贝尔同时吸收马克斯·韦伯禁欲苦行主义和维尔纳·桑姆巴特贪婪攫取性思想,把这两项特征概括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一开始就划分为三大独立的领域,是在这两种冲动力量推动下,经济与文化形成合力,共同形成资本主义的文明,塑造着社会的品格。前者代表着制约的因素,后者代表着松驰的因素,这两种原始冲动力交织混合在一起,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其相互制衡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自己发明的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制度破坏了新教伦理,当新教伦理被抛弃之后,整个社会风气倒向松驰一方,剩下的只是享乐主义,结果便是往日维系社会的宗教道德观随之丧失,经济冲动力逃脱宗教冲动力的约束,成为支配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动力。在贝尔看来,正是文化与经济复合体之间的断裂,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矛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宗教道德观的缺失使得现代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起宗教角色。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贝尔指出现代主义艺术没有起到给人们的生活提供终极意义的作用,反而走向虚无。所以他把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断裂。

现代艺术

配图 现代艺术

  2、现代主义艺术的解放功能

  阿多诺与贝尔不仅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根源揭露和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各自独树一帜的理论,各自提出了解决方案。

  阿多诺指认现代艺术的解放功能。阿多诺前后期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一惯性和连续性,个体的自由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他思想发展的始终,他所有理论建构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理论的旨归上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既然奠基于同一化逻辑的文化工业不仅不能实现个体的自由,还消解了个体的自由,对阿多诺而言必然是要对同一化逻辑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工业进行激烈的批判和否定。他并没有因此产生彻底悲观的态度,批判文化工业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上的救赎。阿多诺认为要拯救主体异化,要从文化入手。新文化建立的逻辑前提是对观念论同一性逻辑进行解构,为新文化重新寻找可靠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阿多诺所声称的瓦解的逻辑,即非同一性,非同一性代表着不能被同一性所强制的个性、特殊性等。这是阿多诺理论的独到之处,试图用非同一性纠偏同一性的强制逻辑。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引导出真实文化的认知方式,不是通过理性沉思。

  新文化获得奠基得以出场,这种新文化就是建立在“非同一性”基础上的现代艺术。阿多诺把艺术与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紧密结合,努力彰显着艺术的社会功能。把现代艺术作为救赎的途径,探讨现代艺术作为求真的手段突破同一性逻辑强加给人的统治关系,揭示其和解关系的原则和机制,正是阿多诺现代艺术救赎理论的基点。正如韦尔默所言:“真实、表象、和解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阿多诺美学的基础”[6] ,这些要素的矛盾关系构成现代艺术的辩证法。在这个受同一化逻辑支配的世界,艺术只能以矛盾的方式存在,追求真实的和解原则,且只能以审美表象的方式存在。

  在阿多诺看来,正是现代艺术的真理性使其具备和解的功能。这里“真理”指艺术对自然的模仿而意指的东西,并非传统理性哲学意义上的概念真理。真理性没有呈现在感性直观中,是以幻象的形式被意指,真理性不是具体的实体,而是精神,艺术的真理性在于其揭露了现实,通过揭露现实中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达到事物真实的如其所是,真实之物就是现实中非同一之物,所以现代艺术在星丛关系中把握非同一之物。现代艺术以幻象、谜语以及震撼的方式保持着真理,艺术真理是对世界中真实事物的揭示,却又不能通过概念来表达,艺术真理的悖论性存在源于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

  审美幻象是现代艺术的存在样态。艺术以求真为其旨归,艺术以其特有的方式揭示真理的内涵,阿多诺把这种特有的方式理解为幻象,换而言之,艺术通过幻象抵达真实之物。幻象具有瞬间爆发的特征,处于动态的过程。阿多诺以焰火现象来比喻幻象, “焰火乃是精妙的幻象。是一种经验主义表象,不受一般经验主义存在、也就是那种具有绵延性的东西的拖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7].阿多诺借幻象来对抗同一化逻辑的概念思维,概念思维只能把握现实存在,现实在阿多诺看来是虚假的,艺术要展现的是非存在,是对现实的否定,所以非现实的艺术真理只能通过幻象的形式来存在。艺术不可能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每一个艺术品都是过程之中的瞬间,所以幻象是一种非存在物,是指向未来可能成为的东西,代表着艺术品包含不了的可能的东西。

  谜语特质是艺术真理的表达悖论。艺术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不是通过概念思维直指某物,阿多诺把艺术通过幻象表达真理内容的独特性称之为艺术的谜语特质。阿多诺指出当前美学的任务不能把艺术当作解释学的对象,即知识理解的对象,由于艺术的谜语特质,所需要理解和阐明的是作品的不可理解性。艺术品不像普通的对象,意义是直接呈现出来的固定明确的,艺术品包含着更多的东西,且会随历史的发展而展现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欣赏者和阐释者,尤其是哲学理性的阐释,需要揭示出艺术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无限丰富的意义。所以艺术在本质上否定实存之物,渴望未来可能存在之物。艺术既然是一种谜语,通过哲学家的破译,在阿多诺看来谜底就是对自由的渴望,艺术是承载着阿多诺工具理性批判思想的工具,是和解或被拯救的乌托邦希望。艺术能否实现和解,能否承担拯救的重任,在阿多诺的理论中是矛盾的。阿多诺反对概念思维,艺术品意义的阐释需要概念思维,这种情形使得他认为美学可以借助概念超越概念。阿多诺对艺术存在样态的揭示充满着矛盾,对真理性内容的描述含糊不清,在说明什么是非同一性的真理内容时,他运用了幻象、谜语特质、单子以及精神化等词语来表达艺术的真理性特征,对何谓真理性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

  震撼是艺术解放的途径。阿多诺到了生命晚期,他看到自己的批判理论没有激起现实的变革,他的思想本身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理论对现实的直接干预,转向纯理论研究。他在批判社会时,不再坚持艺术直接介入现实以实现对其批判,只是耽于抽象的理论空想。阿多诺思想的变化有现实的经济原因,还有他对新音乐的偏爱。他认为音乐是一种社会相面术,古典音乐及贝多芬中期之前的音乐代表启蒙理性的人文关怀,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其晚期音乐作品的非连续性、休止、突然的中断以及断裂环节等都明显的体现了资本主义总体对个体的压抑,晚期贝多芬音乐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的碎片化是对社会总体性的一种抗挣。现代艺术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勋伯格延续了晚期贝多芬的风格,通过不协和音的解放彻底摧毁了总体性逻辑,展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异化的逻辑。新音乐以极度不和谐揭示了现实世界的紧张和恐惧,彻底摧毁了被管理世界的伪总体性,揭露了人们受市场同一性逻辑操控的真实生活状态。阿多诺推崇勋伯格的无调式音乐,认为他与传统调式音乐相比是一种社会进步。以新音乐为代表的现代艺术通过强烈的对比手段制造震撼,引起人们的恐慌和不安。震撼是片刻间的窘迫感,“在这一片刻中,他凝神贯注于作品之中,忘却自己的存在,发现审美意象所体现的真理性具有真正可以知解的可能性”[8].在这一瞬间,主体与作品合而为一,主体通过震撼体验到作品中一种潜在事物的存在,设想这一潜在的事物是实在的,这一潜在的事物是指现实中的非同一性。震撼是主体对害怕被文化工业吞噬的一种反应。

  阿多诺这种独特的理论使他对现代艺术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现代艺术具有把人从异化状态中拯救出来的解放功能,他因此成为现代艺术的坚定维护者,社会现实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对立关系。在这种对立中,艺术要表现却又难以表现的理想正是这个社会已经和正在排斥的东西,新艺术就是在这种悖论中表现社会希望。他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和寄托与新艺术联系在一起。

  阿多诺背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向,转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批判,这是一种面对绝望现实在精神上的跳跃。是一种全面的绝对的理性批判,带来了一种全面的衰退的历史观。西方高福利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得到彻底的改变,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丧失了卢卡奇所谓的阶级意识。阿多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乐观主义革命实践精神被社会现实完全压倒了,解放的现实道路被彻底堵死,留下了无尽的废墟和深切的绝望,对立于或外在于现实的希望则只能是弥赛亚式的乌托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中批判了这种乌托邦,在变化了或已经极权化的历史时期,依阿多诺之所见,只能竭力阐发并固守这份希望。阿多诺寄他希望通过唤醒人们的批判以及否定意识,以此救赎人的异化状态,这种美好的愿望最终只是一种乌托邦希望,对此,沃林评价道:“在阿多诺的美学中,艺术在某种更加强烈的意义上变成了救赎的工具。作为和谐生活的某种预示,起着强制性的乌托邦作用”[9].为化解文化危机,阿多诺对传统的意识哲学进行批判,但最终还是陷入意识哲学的窠臼,现代艺术不可能代替经济的发展,无以承担解放的功能。

阿多诺

配图 阿多诺

  3、现代艺术虚无主义的性质

  现代艺术在阿多诺时代与贝尔时代,其特征、体裁、表现风格及旨趣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时代背景及立场的不同,必然使他们对现代主义采取不同的态度。现代艺术的变化最终根源于经济的变化,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贝尔时代出现了新的变化,商品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外,还出现了鲍德里亚所讲的商品符号价值,并且商品符号价值的生产成为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现代艺术在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下难以抵御资本的侵腐,留下一个反抗的外表,大多与商品生产合流。在这一背景下,贝尔对于现代艺术持相反的观点。

  贝尔认为文化作为意义的领域,为人类生活本身提供一种解释系统,以艺术或仪式等象征主义帮助人类面对诸如死亡、悲剧、爱情以及牺牲等生存中不可理喻的问题。贝尔与阿多诺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具有一致性,视文化为一种精神现象,属于意义领域。文化在其自身演化的轨迹中,旨趣和形式发生着变化,面对新文化即现代主义,贝尔与阿多诺立场不同。

  贝尔与阿多诺对于现代主义形成原因的观点不同,阿多诺把现代主义看成是对文化工业的救赎而出现的新的文化形式,贝尔认为是对19世纪两种社会变革的反映,通讯革命和运输革命带来的变化导致人们在时间感和空间感方面陷入混乱,因为宗教冲动力的耗散导致信仰危机,面对这些新的变化,人们突然发现只有运动和变迁是唯一的现实。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先捕捉到这些变化之流,新时代空间、运动等变化不断制造着过去与现在的断裂,强调绝对的现在,使得艺术家为了紧跟时代的变化不得不重新塑造自己,典型代表有马拉美的新句法,立体主义的形体错位,文学中的意识流及荒诞派文学,绘画中的表现主义,音乐中以勋伯格为代表的无调式等。受变动为唯一现实的信念的支配,未来才是根本,过去变得不重要。贝尔对于现代主义成因的分析具有独到洞见,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现代艺术在体裁和表现风格上,故意采取晦涩、难以理解的形式,使人们陷入震惊和慌乱中,借此达到一种宣泄效果。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借助震撼唤醒大众,使大众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实现对虚假现实的批判和否定。贝尔认为艺术的震憾效果有一个限度,事实上艺术过度发挥了这种效果,走向了极端。现代艺术为了使这种震撼效果一直持续下去,各种流派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刺激,神圣之感已荡然无存。“其结果是没有一家能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蕴藏,形成控制全局的大气候,只好一浪压过一浪,长此以往,现代主义思潮就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10] .他不再是严肃艺术家的创作,是与文化大众合流,针对传统观念的强烈震惊已退化为浅薄的新式时尚。

  现代艺术在表现手法上,“产生出了一种我称之‘距离的消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映、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5].审美距离消失后,理性思考不存在,观众被投入到感觉之中,现代艺术的评价标准转向个人,原始冲动和本能的幻觉便得到重视,使得冲动型表现取代了形象思维反映现实的原则,由于审美距离的消失,突出自我表现,使现代艺术不断贬值。由于现代主义着重强调的是现在或将来,而非过去,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必然将陷入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最终空虚感,由此使人们丧失了传统的整体感和完整感。现代主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琐碎无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留下一个反叛的空壳。在现代艺术意指未来这一点上,阿多诺认为艺术正是通过幻象指向未来,使得现代艺术能够抵达真理,贝尔认为现代主义一味追求未来使自己陷入了虚无之中。

  针对西方现代艺术百年不断翻新和流变,以及在文化领域取得霸权地位,贝尔指出,这一理论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对秩序尤其是对资产阶级所维护的正统秩序的激烈反叛。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贝尔对于现代主义艺术充满忧虑。现代艺术兴起的初期,所谓的“先锋派”意识主要囿于艺术的创新,以区别大众文化,以此反抗资产主义社会总体化趋势和资产阶级传统价值体系,随着其对自我无限性的颂扬,对理性宇宙观的否定,“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虚无”[5] .贝尔认为现代主义发展了一百多年,已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最终陷入虚无主义。既然现代主义艺术被证明是虚幻的,那么人们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他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这种新宗教就是贝尔为后工业社会设计的一种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文化崇拜。在公众家庭理论中,贝尔表明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位一体的立场。其核心理念是个人在经济上享有社会最低限度的配给,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地位和物质奖励;在政治上获得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文化上注重文化的连续性,尊重传统,顾虑未来,反对过分颂扬自我。公众家庭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倾向。这是贝尔针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设计的新方案,他自已清楚这个是很难实现,最终是流于美好的乌托邦。

  贝尔站在政治自由主义立场上,继承了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实行理论批判的传统,他批判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倾向,在对未来社会制度构想上,他与马克思主张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大相径庭,选择第三条道路,即采取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平等。贝尔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观已成问题,不能把文化仅仅理解为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文化有自身的发展原则。事实证明,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毋庸置疑,在特定的时代,思想文化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只有从经济利益出发,才能深刻理解文化的变迁。

  资本主义异化由经济发展所引起,消除异化要从经济入手,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是同一条道路,要消除异化实现个体的自由,最终还是要借助经济力量,决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1].

  4、结 语

  阿多诺和贝尔理论的出发点和旨归都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和反思,通过自己的方案实现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在其理论批判中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变迁,其改变了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背离经济学批判的方向,倒退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走上抽象理论哲学的道路,致使所提出的方案均陷入乌托邦。马克思走的是“革命的实践哲学路向”[12],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承认文化存在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最终决定力量。解决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和矛盾,要靠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审视阿多诺和贝尔的理论,其理论虽然存在偏颇,却闪烁着真知灼见的理论光芒,可以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化提供启示。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文化艺术以文化产业的形态表现出来,文化艺术与技术及市场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与资本结合,借助于资本的实力,才能打造更多的艺术精品,既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使文化艺术很好的传承下去,又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一定要处理好艺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不能让艺术为资本所绑架”[13].中国文化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较晚,21世纪以来发展迅速,在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很大贡献。我国文化产业处于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商品化、低俗化等。我国不可能完整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着的现成结论,不可能依靠异质语境中的文化想象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结合时代的发展,认真研究和厘清阿多诺以及贝尔的思想成果,正确地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异化问题,为中国现代文化理论发展建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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